政治人物的施政，都不免受其記憶與成長背景的影響。出生在西安，抗戰勝利后赴台的連戰，因為特殊的成長背景及家世，擁有不同族群的記憶背景及非常廣闊的人脈。從這其中來看連戰的施政，或許更能感受他在許多決策時的考量與情感。

　　先從抗戰談起。

　　有一回，連戰與“總統府資政”徐立德談起抗戰勝利后的大陸時，徐立德坦承他對抗戰后的大陸印象非常不好。徐立德當時是流亡學生，他看到戰后凋敝的山河，及因失去戰場而軍紀渙散的軍人。

　　但是連戰卻說：“那個時候，還是有值得懷念的地方，民心的團結與高漲的士氣。”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時的連戰還是站在街邊，拿著國旗狂搖的一個9歲孩子。那一年，連母口中的“戰娃子”與父母同在重慶，親眼目睹中國人的勝利。

　　當年拿著國旗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致敬的那一幕，是連戰對中國人最大一場災難的最后記憶。因此，當1995年，台灣社會為“抗戰”勝利五十周年還是“終戰”五十周年一詞激烈爭辯，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決定籌建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此一紀念碑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持，如期完工，地點位於台北市的中山堂。因為中山堂曾是1945年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處。

　　“抗戰”是中國傳統使用的字眼，紀念的是自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中國人投入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終戰”則被視為所謂“中性”的字眼，即是日本人所使用的字眼。

　　所以，決定設立紀念碑的那一次會前，連戰與當時的“新聞局長”胡志強討論講稿時，曾對他說：“大家都說不要忘記抗戰，我怎麼會忘記？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抗戰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說到“特別的意義”，還有一段故事。1987年6月10日，連戰在“七·七事變”五十周年前夕，向“國軍歷史文物館”捐出父親連震東藏有的兩把日本軍刀。這兩把軍刀，是1945年連震東赴台參與接管事宜，在當時的“台北州町”舉行接收典禮時，當時的日本“台北州知事”解下這兩把日本軍刀呈獻給連震東，以示投降。1986年12月1日連震東去世前夕，特別叮囑連戰，要將這兩把軍刀捐送，為抗戰勝利留下紀念。

　　“抗戰”對連戰有特別的意義，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亦然。1945年隨父母到台灣的連戰，曾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許多受難者與連戰家族都有密切的關系。

　　“二二八關懷聯合會理事長”林宗義博土，與連戰家族有三代的交情。有一回，林宗義去連戰的辦公室，連戰還特別拿了一本書給林宗義，書中詳述了連戰的祖父與林宗義父親的親密友誼。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陳圻的遺孀謝綺蘭曾說道，連雅堂和她的父親謝石秋，同是台南詩社的詩友，連震東則是陳圻一起留學日本慶應大學的校友。陳圻的女兒陳雙適結婚時，還是由連震東擔任的介紹人。因此，1993年1月10日，已內定接任“行政院長”的連戰，雖然正忙於各地拜會“立法委員”當選人，仍抽空參加陳圻的百歲冥誕追思禮拜。

　　“二二八事件”受害的前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也是一例。他的女兒郭勝華曾出面表示，有人懷疑連震東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協助迫害台灣菁英，此一說法不正確。

　　原來，郭章垣也是連震東在日本慶應大學的校友。當年，郭章垣遭人陷害入獄時，同在宜蘭醫院擔任外科醫師的蔡陽昆，跑到台北請當時在“省參議會”擔任“秘書長”的連震東救援。當時連震東二話不說就寫了一封信，擬交予當時的宜蘭市長設法營救郭章垣。可惜已來不及了。郭勝華透露，事后在她成長與求學的過程中，連震東曾特別資助她完成學業。

　　后來，郭勝華曾出任“二二八關懷聯合會”的理事。但每逢有人以吳濁流所寫的《台灣連翹》指責連震東是出賣台灣菁英的人士時，郭勝華就會出面為他澄清，指此一說法不准確，至少她所碰到的是樂於救人的連震東。對此，“省文獻會”的編纂李宣鋒也曾表示，他研究“二二八事件”已近十年，連震東當時有救人而沒害人，吳濁流所述是偏離事實的。

　　與連震東交情極好的前“海基會”會長辜振甫說，他曾多次在連家遇到向連震東求救的受害者家屬。辜先生形容，“他總是拍拍胸脯說：‘我去找陳儀。’不曾猶豫，這就是我所說的，震東先生是直言也敢言的人。”

　　連震東有此機緣，一來是他的人脈很廣，包括從小念書的同學、日本前后期的校友、連雅堂的友人等﹔二來連震東是“二二八事件”委員會的委員，有其管道可以盡力。

　　為不忘“二二八”這段痛史， 1990年6月連戰出任台灣“省主席”時，曾指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篡“二二八事件”輯要。這些輯要，就是要保留當時已所存不多的文獻，包括歷史文件或相關人士的錄音。

　　1990年時，“二二八事件”在官方還被視為一種禁忌，連民間都不願去談論。連戰說，當他決定為這段歷史留下記錄時，“當時是有人跟我說了一下，但這麼重大的事件，如果台灣‘省文獻會’都沒有做一點點搜集的工作，那交代不過去，我叫相關單位印這些東西不是要批任何……”，連戰接受訪問時，話說到“批”字就不願再說。他無意批評那段傷痛歷史的當事人已在話中表白。連戰開了頭之后的半年，1990年11月29日，“行政院”也決定為“二二八事件”做一歷史記錄，並邀請“中研院院士”賴澤涵等人組成“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從學術立場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1992年2月22日，這份報告對外公布。

　　擔任“行政院長”后，連戰決定再進一步為“二二八事件”建碑紀念，同時提出“二二八事件處理條例”，確立補償受難者家屬的原則。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上，連戰發表講話，希望此紀念碑能真正呈現出“悼念、撫慰、和諧、寬容、公義、光明、團結”的意義。

　　抗戰與“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外省族群及本省族群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兩件事。這兩件事，連戰都曾親身參與，且因家族人脈而有特別的感受。當“二二八”還是禁忌話題時，連戰是官方搜集其文獻的第一人﹔當“抗戰”一詞內部有不同意見時，連戰堅持要為抗戰樹立紀念碑。今時今日，當各種話題在台灣已不再成為禁忌時，回頭來看，這些都是連戰的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