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兩會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以及代表們熱議的重點。過去5年來，隨著國家出台一系列“互聯網+”政策、“中國制造2025”穩步推進，科技互聯網與產業緊密融合，成為推動我國產業創新升級的重要“新動能”，是中國經濟這幾年行穩致遠的重要推動力。當前全球新技術革命處於拓展的關鍵時期，兩岸產業合作也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加強“新動能”的引領，將為未來兩岸產業合作提供新的廣闊天地。

　　一、“互聯網+”催生中國經濟“新動能”

　　當前，世界正處於新技術革命拓展的重要關口，中國也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新一輪技術革命催生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我國轉型升級、增強發展主動權提供了機遇。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中指出，“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首次提出了“新經濟”的概念，並指出“發展‘新經濟’就是要培養新動能，促進中國經濟轉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再次指出，“‘互聯網+’廣泛融入各行各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快速崛起的新動能正在重塑經濟增長格局、深刻改變生產生活方式，成為中國創新發展的新標志”。

　　“新動能”是指在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形成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這種新動力以技術創新為引領，以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及由此催生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並以知識、技術、數據等新生產要素為重要支撐。過去5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格局發生顯著轉變，“新產業蓬勃發展，傳統產業深刻重塑”，創新驅動發展成果豐碩，尤其是結合“互聯網+”的服務業新業態、新模式異軍突起，高鐵網絡、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引領世界潮流。據《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17》統計，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總量已達22.58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佔GPD比重達30.3%。而據國家發改委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新動能”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貢獻已超過30%，對城鎮新增就業的貢獻超過70%。

　　二、“新經濟”時代台灣產業發展面臨“斷鏈”危機

　　金融危機至今已經10年，十年間不僅全球供需結構進行深刻調整，新技術革命也帶來了全球產業競爭格局的巨大變化。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美國經濟帶動力趨弱、自身內部環境阻礙創新發展，都使得台灣在“新經濟”時代面臨“斷鏈”危機。

　　第一，后危機時代，發達國家進行新一輪技術革命及“制造業回歸”，台灣傳統的代工模式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

　　台灣內需市場狹小，依靠代工模式創造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台商大量向大陸投資，形成“以台灣為上游基地”—“以大陸為中下游工廠”—“以歐美為最終產品市場”的代工出口路徑。代工模式利潤微薄，對成本控制極為嚴格，台灣廠商隻能不斷追隨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成本價格轉移投資地區。近年來，隨著大陸成本上升，台商又出現向東南亞轉移趨勢。

　　金融危機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出台一系列產業技術創新政策，推動新技術革命，以解決制造業競爭力下降及工人就業問題，吸引流出的制造業重新回歸。近年來，隨著新技術在生產領域的應用，機器對勞動的替代性增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成本差距逐漸縮小，部分大跨國公司開始放棄制造外包戰略，將生產線轉移至國內。根據埃森哲報告 ，將AI應用於制造業后，到2035年生產率將提高27%，簡單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的佔比進一步下降。同時，未來傳統的大規模生產方式轉向個性定制化，智能制造引領新的制造方式變革，生產環節將不再是簡單的流水線組裝，而是知識、技術高度密集，台灣傳統的以成本優勢、集聚生產組織作為關鍵競爭力的“代工模式”在新技術革命中受到較大沖擊，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

　　第二，金融危機后美國對台灣經濟的拉動作用有趨弱跡象。

　　從金融危機十年來美台經濟增長率的對比來看，美國對台經濟的帶動作用有減弱跡象。2010年后美國經濟總體處於溫和擴張的態勢，但除2010年美國GDP增長2.53%,台灣大幅上揚10.63%外，台灣經濟表現始終低迷，呈現“不平衡復蘇”，甚至在2015年、2016年出現經濟增長率低於美國的現象，在“保一保二”的邊緣掙扎。

　　美對台經濟拉動力的下降有諸多復雜原因，簡要分析，一方面由於金融危機后全球供需結構發生重大調整，台灣產業競爭力在部分領域下降，美台之間傳統產業關聯有所弱化﹔另一方面美國“新經濟”與台灣的產業連結尚不緊密，對台灣經濟的新拉動效應尚未形成。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美國“新經濟”的驅動力主要以服務、商業模式創新為主，如優步（Uber）、愛彼迎（Airbnba）、物聯網（IOT）等，與過去傳統的商品需求模式大不相同，對原材料、零組件的需求也大幅下降，因此對與其產業鏈傳統聯系密切的國家與地區帶動力不足。美國“新經濟”的發展客觀上也帶動了台灣半導體等硬件產品的出口，但台灣仍屬於被動參與，沒有形成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無法帶動經濟轉型升級，因此台灣經濟不平衡復蘇特征明顯。

金融危機十年美台經濟增長率對比（專家供圖）

　　第三，缺乏市場與創新環境，新創公司發展落后。

　　在“新經濟”快速發展的大勢下，台灣產業轉型升級步伐遲緩。

　　一方面，市場狹小，新技術難以融合市場產生新業態、新模式。大陸因為有互聯網人口優勢及廣大的內需市場，在技術取得一定進步后，“互聯網+”融合傳統行業產生新的生產方式，成為全球“新經濟”的引領者，並形成行業巨頭。如跨境電商的營業額十年間從全球的1%增長至40% 。台灣市場規模狹小，難以產生有規模效益的新業態，並已經逐漸失去先機。

　　另一方面，台灣對創新束縛較多，缺乏寬鬆的法制環境。台灣法規冗雜，2006年台灣法規命令數（不含實質法規命令）8,807項，至2016年達到14,355項﹔且近年來受民粹環境限制，行政部門缺乏開創精神，不能順應潮流大膽革新，導致島內新創公司發展受法制法規約束較大。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CB Insights的最新數據，全球目前有228家獨角獸公司，分別來自22個國家與地區，其中美國113家，中國大陸62家，佔總家數的76%，而台灣沒有一家上榜。

　　三、“新動能”引領下兩岸產業合作的機遇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未來如何發展壯大“新動能”提出了具體要求與方向，而其中部分領域兩岸產業界可通過民間合作的方式，加強資本市場的引領，集合各自優勢，共同發展。

　　一是人工智能領域合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發應用，在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領域推進‘互聯網+’，拓展智能生活”。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2017年我國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首次將人工智能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大陸在人工智能領域有著強大的數據優勢，7億多網民所產生的數據量是進行訓練機器學習的重要基礎。台灣在半導體領域有世界領先的技術，硬件是台灣發展AI的優勢所在。另外台灣在金融、醫療照護、養老等服務業上也有長處，但缺乏規模足夠大的AI應用市場與數據，大陸與台灣正好可進行優勢互補。近日，聯發科與騰訊、商湯、曠視科技等大陸互聯網企業在人工智能技術上攜手，組建AI聯盟。聯發科與騰訊合作將AI應用於人臉識別及加強電腦病毒搜索能力﹔與曠視科技（其FACE++雲平台已成為世界最大的人臉識別服務平台）合作，使其最新的曦力P60芯片發揮深度學習功能。

　　二是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報告中提出，要“運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在其中最為基本的以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方面，兩岸在市場驅動下已經開始合作。台灣具有工具機生產的傳統優勢，而智慧機械是未來智能制造的關鍵所在。隨著大陸產業轉型升級不斷推進，各省市加速機器換人進度，對智能自動化機械、半導體設備及工具機需求不斷擴大。2017年 1-11月，台機械產品對大陸出口23.53億美元，大幅增長45.3%，佔機械設備產品全部出口額的32.6%。其中第4季度對大陸（包含香港）機械產品出口貢獻率達到50%。

　　三是加強資本市場的合作與引領。一方面，A股為“新經濟”類台商提供融資渠道。當前我國証券市場持續進行IPO深化改革，對於生物科技、雲計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的“四新”企業上市支持力度加大。同時，在近日大陸公布的惠台31條措施中，首先就提出要“支持台商來大陸設立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等企業”。3月初，大陸証監會通過鴻海大陸子公司富士康工業互聯網（FII）在上海証券交易所的IPO申請，從申報到審核僅36天，創造了A股市場IPO的新速度。據推測，富士康上市后估值將超過5000億元，很可能成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龍頭股，並超過其島內母公司市值。富士康在A股上市融資，有助於其向大數據導向、AI分析驅動及機器人運作為基礎的工業互聯網企業轉型，也讓島內其他“新經濟”類企業看到了機遇。另一方面，以大陸創業投資基金扶植島內新創產業。近年來，大陸“創新創業”蓬勃發展，創業發展基金高速發展，在扶持新創產業發展上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以分享經濟為例，據《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大陸分享經濟融資規模約1710億元，資本對分享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助推作用。而台灣以代工起家，投資人較為保守，對新創公司的包容度較小，限制了新創公司的發展。2015年11月，阿裡巴巴在成台灣創業基金，規模為100億元新台幣，截止今年2月，該基金已投資島內22家公司，產業涵蓋AI人工智能、物聯網、AR/VR電子商務等領域，總額約20億元新台幣。大陸創投基金扶植島內新創企業，可以助其在初始階段就接觸更為廣闊的大陸市場，對台新創企業規模的擴大有重要推動作用。

　　當前，新技術革命正緩緩拉開時代變遷的新篇章，“新經濟”對全球的產業鏈、價值鏈進行重構，對人類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后金融危機時期，各國均實施創新發展戰略，搶佔技術革命的制高點。作為互聯網大國，大陸彎道超車，在“新經濟”多個領域成為引領者，“新動能”推動中國經濟不斷前行。大陸巨大的市場和“新經濟”發展的領先環境是台灣產業參與大陸經濟發展的絕佳機遇，也為兩岸產業合作提供新的動力與方向。（作者：柳英，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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