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群書店（4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齊菲 攝

新華社台北4月23日電 題：與簡體字書店相守的台灣人

新華社記者齊菲、趙博

從上世紀80年代在台灣大學附近擺書攤，到如今在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擁有一間10余平方米的店鋪，廖秀惠和簡體書相伴30多年。其間，她見証兩岸圖書業從彼此封閉走向交流，台灣簡體書店蓬勃發展﹔也獨自扛過艱難歲月，在不少簡體書店“結業”時，依然不悔初心，樂觀堅守。

“兩岸隔絕時期，在台灣看不到大陸圖書，但人們對大陸充滿好奇，迫切想了解對岸的情況。”彼時，廖秀惠只是在小書攤幫忙的工讀生，附近高校的老師從香港帶回大陸圖書，他們重印成繁體售賣。

廖秀惠回憶，當時讀者很多，書攤平均每月要印五六種新書。“許多文史哲的著名學者在大陸，台灣讀者對他們的著作有專業上的需要。但那時在台灣出現簡體書是根本不可能的。”

1987年兩岸恢復交流。此后不久，一個個散發著油墨香的郵政包裹越過淺淺的海峽而來。廖秀惠所在的小書攤在附近小巷裡有了一間不大的店面，一半做門市，一半做倉庫。書店因一群常常來此討論結構主義的哲學系老師而得名“結構群”。

盡管早有一些私下經營大陸圖書的書店，但直到2003年台灣才“有條件開放”大陸圖書入島銷售。老書鋪撥雲見日，新生力量如火如荼。明目書社、結構群、若水堂、秋水堂、問津堂、山外圖書社、天龍圖書……簡體書店迎來快速發展期。

以規模較大的若水堂為例，全盛時期，該店在台北、桃園、新竹、台中等地開設有6家分店，積累近萬名會員。有島內讀者撰文回憶，那時每逢明目書社的新書“開箱日”，人們蜂擁而至，不乏著名學者、作家和出版人。

隨著簡體書店增多，競爭也一度白熱化。廖秀惠說，在那段“戰國時期”，“結構群”明確了定位：提供訂書服務，並盡可能以最快速度進書。沒有價格優勢，就以速度和服務取勝。

時過境遷，受制於市場環境、互聯網發展和疫情等因素，島內不少簡體書專營店陸續“熄燈”，從鼎盛時的幾十家到如今僅剩個位數，“結構群”也一度負債經營。困境中，廖秀惠沒有放棄。一同堅守的，還有相距不遠的山外圖書社。

山外圖書社（4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齊菲 攝

在台北，溫州街、羅斯福路和汀州路一帶合稱“溫羅汀”，這裡有台灣大學、台灣師范大學等高校，也星星點點散落許多特色書店。“山外”就蝸居在羅斯福路一間大樓的地下室。

書店海報斜貼在頭頂的牆上，下樓梯右轉，過道一側是整齊堆放的幾十個圖書紙箱，另一側才是“山外”的小小門面。書店面積不大，但明亮干淨，除老板外隻有一位愛書的老員工幫忙。

老板陳成漢今年64歲，妻子來自廈門。2003年他看准商機，決心在台北開一家簡體書店。最初幾年，書源全靠妻子的妹妹幫忙與廈門一間書店商談。

“大陸鼓勵高校老師寫書、譯書，圖書種類多、市場大，質量也越來越好。”大學主修哲學的陳成漢說，但有些專業出版物在台灣卻不一定能買到。

“山外”主要引進大陸人文社科類書籍，顧客以高校的師生為主。陳成漢告訴記者，近年來台灣書店行情不好，更不用說簡體書店。同行紛紛閉店時，他也曾想一關了之，但后來抱著“試試看”的念頭堅持至今。

多年來，光顧“山外”的新老朋友對它都很珍惜。有讀者在網上留言，希望“山外”永遠存在﹔也有讀者說“山外”是愛書人的寶藏，在這裡永遠有意外的驚喜。

島內不乏喜歡簡體書的讀者。新北市民李先生今年39歲，自21歲在天龍圖書購買第一本簡體書后，便入了迷。起初，因為有些簡體字看不懂，他還特地買了繁簡對照字典。

“我很喜歡看歷史書，大陸作家的敘述客觀平實，主觀內容少，而且能將復雜問題講解得通俗易懂。”李先生說，歷史書中充滿古人智慧，能用來指導現實生活。他最喜歡的大陸作家是閻崇年，看過很多他寫的書。

讀者在天龍圖書選書（4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齊菲 攝

和“結構群”“山外”一樣，天龍圖書是為數不多尚在營運的簡體書店。雖曾幾度易址，但李先生等老讀者都緊緊跟隨。天龍圖書老板沈榮裕坦言，老讀者是他堅持下去的最大動力。

現在，“結構群”每周會進一兩次新書，有二三十種。廖秀惠會提前將擬訂新書放在社交平台“試水溫”，看看讀者反應。她說：“能把大陸優秀圖書帶到台灣讀者面前，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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