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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改20年的得与失(两岸聚焦)

本报记者 吴亚明 任成琦
2015年05月14日09:18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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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秋季台湾各地孔庙都会举行祭孔仪式。图为学生们在仪式上表演八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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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义市举办的大学博览会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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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著名的补习班一条街——南阳街。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台北街头的补习班广告。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台湾的教育改革推动了近20年,但是结果却是“四不一没有”,也就是说,当局不负责,老师不支持,家长不放心,学生不快乐,外加学生毕业后没有出路。不过,尽管争议不断、评价不一,但大家还是不愿意重走老路——

  

  这个月的15、16两日,对于全台湾的初中生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两天,因为一年一度的初中会考就在这两天举行。虽然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社会、自然5个科目的会考成绩只占大约30%的权重比例,但是会考成绩还是会影响他们能够上什么样的高中。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围绕填报志愿、各种比序、录取学校,又将有一番争议,最后,行之有年的教育改革又将被当成舆论评议的“箭靶”。

  师生互动更紧密

  实践“小班小校”精神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台湾社会开始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民间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也随之而起。1994年4月10号,台湾200多个民间团体、3万多民众走向街头,表达教育改革的诉求。他们提出了四项目标: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就在这一年,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简称教改会),着手推动教育改革。不过到了1996年,才正式确定教育松绑、带好每位学生、畅通升学管道、提升教育品质、建立终身学习社会等5大方向,并将中小学教科书由“一纲一本”改为“一纲多本”。

  由此开始,台湾社会教育改革的大幕开启。此后近20年中,台湾当局又推出了一系列教改措施,涉及法令、师资、课程、教学、教科书、财政等方面。虽然,台湾社会各界对于教改颇多微词,但持平而论,教改至少功过参半。

  首先是小班小校已经落实。从2007年开始,台湾要求小学、初中每班学生人数不能超过35人。就拿人口数全台第二的台北市来说,2004年全市小学生总人数不到19万人,全市共有151所公私立小学,平均每校43班,每个年级约7.2班,平均每班仅29人。教育局主任秘书陈顺和认为,降低班级人数只是一种策略、过程与手段,并非教育目的。所以,在降低班级人数的同时,台北市十分注重发挥小班教学精神及功能。

  其次是广设高中大学目标也已经达成。1994年,全台有177所高中,50多所大专院校,大学生人数有25万多人。呼应教改要求,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广设公立高中与大学,并放宽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升格改制的限制,如今全台有300多所高中,160多所大专院校,大学生人数为100多万,可以说,要考不上大学也难。

  其三是高校去行政化。曾几何时,台湾公立大学的校长也一直都采官派、委任制,随着社会风气逐渐开放,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台湾高校去行政化逐步推进,并已经成为常态。1993年,台修订“大学法”,大学校长的自主遴选取得法理基础。按照“大学法”的新规定,台湾各大学校长,由各校组成的遴选委员会产生。校长遴选委员会包括教师代表、行政人员代表、校友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其中教师代表不得少于总数的1/2。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台湾高校的校长遴选机制可以说已经趋于成熟稳定。

  其四是家长全面参与教育。1999年颁布的台湾《教育基本法》中,就明定家长有参与子女学校教育事务的权利。如今的台湾,所有的学校都有家长会,有学校甚至有家长会办公室。家长全面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也借力使力,让办学更加开放多元。

  补习班如雨后春笋

  “一纲多本”惹的祸

  黄昏时分,台北的南阳街显得格外的热闹,骑楼下、马路边,多是穿各学校制服、背各式书包的学生,他们来自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脚步匆匆,正赶往各个补习班。台湾教改20多年,台湾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数字不断刷新。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1月,台湾立案的补习班共有18956家,升学文理补习班则有10626家。其中,八成的招生对象为中、小学生。

  “补习班之所以有那么多,主要原因在于所谓的‘一纲多本’。”台湾师范大学的黄老师这样认为。黄老师说,以前台湾的教科书都是由“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1996年以后,作为教改运动的一部分,台湾开放各出版商自行编写教科书,并将选择教科书的权力交给各中小学,“教育部”只负责设定课程大纲,以及审查出版商出版的教科书内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只有5%的差异,但是考题却由教育部门统一负责。家长为了这5%的差异,只好让孩子同时看其它好几个版本。

  一文理补习班主任张丽颜说,“一纲多本”,使得各出版商不仅会出自己版本的补充教材,连其他出版商的版本也不放过,可能单科单版就有5种补充教材,学生读不完只好上补习班,让补习班先将所有版本消化成一整本讲义,学生再直接吃“大补丸”。有一项统计显示,台北市参加校外补习的小学生的比例是74%,初中生的补习率是63%。在补习的科目方面,最多的是数学,其次是英语,再就是自然。学生每周的补习时间长达9个小时。

  除了“一纲多本”反而加重学生负担而遭人訾议,教改中最新推行的所谓免试入学,也衍生不少问题。就拿初中升高中来说,以往是全凭学科成绩,如今是用会考成绩、学生志愿、就近入学、多元学习等方法来录取学生,其中会考成绩占30%,平时成绩占30%,奖惩纪录(德育)占16分,均衡学习(体育、美育)占15分,服务学习占9分(群育)。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表示,如此一来,可想而知,家长会帮孩子弄好体育、美育的成绩,并送孩子去学绘画、学乐器。家长甚至会频频找民意代表,千方百计影响德育和群育的成绩。当孩子旷课或会被记过的时候,就会去向校长或训导主任拜托。

  反思“快乐学习”

  走出教改困局

  虽然从一开始,台湾的教改就揭橥“快乐学习”的理想,但是近20年的实践表明,台湾的教育一直在“快乐学习”与“追求竞争力”之间摆荡。台湾教改要如何走出困境,知识界认为,有三个途径:一、快乐学习,不等于没有挑战,关键在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摒弃加法式教改,聚焦于核心。三、建立高质量教育智库,进行长期规划与质量监控。

  台大心理系教授连韵文认为,现在教育有两派理论,一派认为小孩要有严格的教育,一派相信要快乐学习,我觉得他们都只各对了一半。他说,真正的重点,不在于该不该考试,而在于激发孩子的内在学习动机。台师大的宋曜廷老师表示,就算没有升学考试,不表示平常就不需要评量,但老师应该去发展高层次思考的评量方法,才能真正测试出学生多元能力,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而这正是台湾的老师急需培养的能力。

  台湾暨南大学前校长李家同说,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教改人士没有抓到重点,他们以为减轻学生负担就可以使孩子们快乐学习。事实上,教改从来没有减轻过学生的负担,对于想进明星学校的同学来讲,不论如何改,他都要拼命,所以他们也不见得会很快乐,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可是对于功课不好的小孩,教改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对他来讲,这些功课都是他完全不能了解的,他上课一样不快乐。

  对于“快乐学习”的争议,岛内舆论认为,过去台湾许多优秀人才会愿意奋力苦读,并到海外留学进一步钻研,最终获致卓越成就,但现在的年轻世代闻苦色变,只要有沾点苦味的事情就不想靠近,去海外也选择轻松无压的游学方式,殊不知无论在职场生涯或产业竞争中,唯有吃苦受挫付出心血努力,才能让自己成长并取得优势。而一个地区竞争力的能源,就来自这些优秀人才的集体拼搏。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4日 20 版)

(责编:刘洁妍、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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