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台湾大学学生黄幸参与了一场热血涌动的群众运动，这成为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时光荏苒，已93岁高龄的黄老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以亲历者身份追忆往事时说：“‘二·二八’事件中，我们反对的是专制统治和贪官污吏，那是发自内心对祖国的热爱。‘台独’势力扭曲历史，别有用心。反对‘台独’是对‘二·二八’先贤最好的告慰。”

　　一间书斋、一架钢琴，满屋中文、英文和日文的书籍。在黄幸位于北京的寓所里，记者见到了这位历经时代沧桑的老人。尽管年过九旬，他依然腰板挺直，非常健谈，而且思路清晰。

　　“谈起我的一生，借用丘逢甲的一首诗：夜来忽忆儿时事，海沸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晓星残角五更天。如果将‘四十年’改为‘七十年’，把‘儿时事’改为‘离乡时’，就更贴切了。”黄幸说。

　　1924年，黄幸出生于台湾台南。在日本殖民统治阴影下成长的他，从年少时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起，就一直心系祖国、心向祖国、认同祖国。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岛内老百姓热情欢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台。台湾人曾经失去祖国，所以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当局来接管，我们觉得是祖国的亲人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黄幸回忆说，“没想到国民党当局来台后表现很不好，贪官污吏横行，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十分难过。”

　　“大家对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不满逐渐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发了，没人动员，没人煽动，完全是自发的群众反抗运动。”

　　1947年2月28日，台北烟草专卖局缉私警察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愤，进而引发全岛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运动。在黄幸的记忆里，“当时整个台湾社会蕴藏着一种强烈的骚动气息，路上行人匆匆、神色紧张”。

　　其时黄幸正就读于台湾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怀着满腔热血，他决定要有所作为。他和同学联系了台大医学部的一个指挥部，计划夺取当局的一个武器库。由于人员协调、突降大雨等因素，行动后来取消了。

　　“如果那天行动，恐怕死难者不会少，据说军警的机关枪都准备好了。”黄幸感慨地说，“当时只凭着一股学生的热情，想要做点什么，完全没有去考虑后果。”

　　“二·二八”事件中，当局大肆搜捕参与者，黄幸在台北士林一户曹姓人家的阁楼上躲了十多天。“士林的老百姓对学生是真好，这位曹先生不仅让我住在他家，还每天来给我送饭。”

　　“二·二八”事件改变了黄幸的人生轨迹。他对当局的希望彻底幻灭了：“我们聚会中常常谈到，‘白色中国’不行，‘红色中国’或许还有希望。”

　　1948年9月，黄幸的父亲把他送到基隆港，目送他孤身登上前往上海的客轮。当时的他无法知晓，这竟是与父亲的诀别。从此，他开始了与家乡长达数十年的离别。

　　来到大陆后，黄幸展开了为新中国工作的人生新路。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曾被派往中国驻日使馆工作，后来担任过北京市台联的驻会副会长……退休多年，老人仍以“不改初衷、与时俱进”勉励自己，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尤其在台湾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方面，孜孜不倦地做着许多翻译和研究工作。

　　“回首人生，我可以坦然告诉在台湾的亲友，我在‘二·二八’事件中及其后所做的抉择是正确的，至今无怨无悔。”黄幸说，“我的人生遇上一个又一个的时代漩涡，能参与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进程中，我感到非常幸运。”

　　“‘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70个春秋，我们之所以还在纪念，是为了缅怀牺牲英烈，继承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精神，揭露‘台独’势力掩盖、歪曲、篡改‘二·二八’事件真相的险恶用心。”黄幸说。

　　长期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将“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台独’运动的发端”。对于这样的谎言，黄幸非常气愤。“‘二·二八’事件中，我们反对的是贪官污吏和蛮横无理的军警，反对的是专制独裁统治，表达的是求生存、求民主、求自由的呼声，体现的是发自内心的朴素的对祖国的热爱。”他说。

　　“在我们心里，没有‘台独’的思想。整个事件中，也没有听到一句‘台独’的口号。在‘二·二八’事件的所有文件中，找不到有关‘台独’的主张。”黄幸拉高了音量说，“我们现在纪念‘二·二八’事件，是要还原历史真相，坚决反对‘台独’，这是对‘二·二八’先贤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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