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两会中，“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们热议的重点。过去5年来，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互联网+”政策、“中国制造2025”稳步推进，科技互联网与产业紧密融合，成为推动我国产业创新升级的重要“新动能”，是中国经济这几年行稳致远的重要推动力。当前全球新技术革命处于拓展的关键时期，两岸产业合作也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加强“新动能”的引领，将为未来两岸产业合作提供新的广阔天地。

　　一、“互联网+”催生中国经济“新动能”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技术革命拓展的重要关口，中国也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演讲中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新经济”的概念，并指出“发展‘新经济’就是要培养新动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再次指出，“‘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新动能”是指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这种新动力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由此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并以知识、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重要支撑。过去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发生显著转变，“新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重塑”，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尤其是结合“互联网+”的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引领世界潮流。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统计，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已达22.58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占GPD比重达30.3%。而据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新动能”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30%，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超过70%。

　　二、“新经济”时代台湾产业发展面临“断链”危机

　　金融危机至今已经10年，十年间不仅全球供需结构进行深刻调整，新技术革命也带来了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巨大变化。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美国经济带动力趋弱、自身内部环境阻碍创新发展，都使得台湾在“新经济”时代面临“断链”危机。

　　第一，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进行新一轮技术革命及“制造业回归”，台湾传统的代工模式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台湾内需市场狭小，依靠代工模式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商大量向大陆投资，形成“以台湾为上游基地”—“以大陆为中下游工厂”—“以欧美为最终产品市场”的代工出口路径。代工模式利润微薄，对成本控制极为严格，台湾厂商只能不断追随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转移投资地区。近年来，随着大陆成本上升，台商又出现向东南亚转移趋势。

　　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一系列产业技术创新政策，推动新技术革命，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及工人就业问题，吸引流出的制造业重新回归。近年来，随着新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机器对劳动的替代性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差距逐渐缩小，部分大跨国公司开始放弃制造外包战略，将生产线转移至国内。根据埃森哲报告 ，将AI应用于制造业后，到2035年生产率将提高27%，简单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同时，未来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向个性定制化，智能制造引领新的制造方式变革，生产环节将不再是简单的流水线组装，而是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台湾传统的以成本优势、集聚生产组织作为关键竞争力的“代工模式”在新技术革命中受到较大冲击，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第二，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台湾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趋弱迹象。

　　从金融危机十年来美台经济增长率的对比来看，美国对台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减弱迹象。2010年后美国经济总体处于温和扩张的态势，但除2010年美国GDP增长2.53%,台湾大幅上扬10.63%外，台湾经济表现始终低迷，呈现“不平衡复苏”，甚至在2015年、2016年出现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的现象，在“保一保二”的边缘挣扎。

　　美对台经济拉动力的下降有诸多复杂原因，简要分析，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后全球供需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台湾产业竞争力在部分领域下降，美台之间传统产业关联有所弱化；另一方面美国“新经济”与台湾的产业连结尚不紧密，对台湾经济的新拉动效应尚未形成。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美国“新经济”的驱动力主要以服务、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如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a）、物联网（IOT）等，与过去传统的商品需求模式大不相同，对原材料、零组件的需求也大幅下降，因此对与其产业链传统联系密切的国家与地区带动力不足。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带动了台湾半导体等硬件产品的出口，但台湾仍属于被动参与，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无法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因此台湾经济不平衡复苏特征明显。

金融危机十年美台经济增长率对比（专家供图）

　　第三，缺乏市场与创新环境，新创公司发展落后。

　　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势下，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迟缓。

　　一方面，市场狭小，新技术难以融合市场产生新业态、新模式。大陆因为有互联网人口优势及广大的内需市场，在技术取得一定进步后，“互联网+”融合传统行业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成为全球“新经济”的引领者，并形成行业巨头。如跨境电商的营业额十年间从全球的1%增长至40% 。台湾市场规模狭小，难以产生有规模效益的新业态，并已经逐渐失去先机。

　　另一方面，台湾对创新束缚较多，缺乏宽松的法制环境。台湾法规冗杂，2006年台湾法规命令数（不含实质法规命令）8,807项，至2016年达到14,355项；且近年来受民粹环境限制，行政部门缺乏开创精神，不能顺应潮流大胆革新，导致岛内新创公司发展受法制法规约束较大。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的最新数据，全球目前有228家独角兽公司，分别来自22个国家与地区，其中美国113家，中国大陆62家，占总家数的76%，而台湾没有一家上榜。

　　三、“新动能”引领下两岸产业合作的机遇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未来如何发展壮大“新动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与方向，而其中部分领域两岸产业界可通过民间合作的方式，加强资本市场的引领，集合各自优势，共同发展。

　　一是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拓展智能生活”。人工智能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2017年我国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着强大的数据优势，7亿多网民所产生的数据量是进行训练机器学习的重要基础。台湾在半导体领域有世界领先的技术，硬件是台湾发展AI的优势所在。另外台湾在金融、医疗照护、养老等服务业上也有长处，但缺乏规模足够大的AI应用市场与数据，大陆与台湾正好可进行优势互补。近日，联发科与腾讯、商汤、旷视科技等大陆互联网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上携手，组建AI联盟。联发科与腾讯合作将AI应用于人脸识别及加强电脑病毒搜索能力；与旷视科技（其FACE++云平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人脸识别服务平台）合作，使其最新的曦力P60芯片发挥深度学习功能。

　　二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报告中提出，要“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其中最为基本的以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方面，两岸在市场驱动下已经开始合作。台湾具有工具机生产的传统优势，而智慧机械是未来智能制造的关键所在。随着大陆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各省市加速机器换人进度，对智能自动化机械、半导体设备及工具机需求不断扩大。2017年 1-11月，台机械产品对大陆出口23.53亿美元，大幅增长45.3%，占机械设备产品全部出口额的32.6%。其中第4季度对大陆（包含香港）机械产品出口贡献率达到50%。

　　三是加强资本市场的合作与引领。一方面，A股为“新经济”类台商提供融资渠道。当前我国证券市场持续进行IPO深化改革，对于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的“四新”企业上市支持力度加大。同时，在近日大陆公布的惠台31条措施中，首先就提出要“支持台商来大陆设立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企业”。3月初，大陆证监会通过鸿海大陆子公司富士康工业互联网（FII）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IPO申请，从申报到审核仅36天，创造了A股市场IPO的新速度。据推测，富士康上市后估值将超过5000亿元，很可能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龙头股，并超过其岛内母公司市值。富士康在A股上市融资，有助于其向大数据导向、AI分析驱动及机器人运作为基础的工业互联网企业转型，也让岛内其他“新经济”类企业看到了机遇。另一方面，以大陆创业投资基金扶植岛内新创产业。近年来，大陆“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创业发展基金高速发展，在扶持新创产业发展上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以分享经济为例，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大陆分享经济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资本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助推作用。而台湾以代工起家，投资人较为保守，对新创公司的包容度较小，限制了新创公司的发展。2015年11月，阿里巴巴在成台湾创业基金，规模为100亿元新台币，截止今年2月，该基金已投资岛内22家公司，产业涵盖AI人工智能、物联网、AR/VR电子商务等领域，总额约20亿元新台币。大陆创投基金扶植岛内新创企业，可以助其在初始阶段就接触更为广阔的大陆市场，对台新创企业规模的扩大有重要推动作用。

　　当前，新技术革命正缓缓拉开时代变迁的新篇章，“新经济”对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进行重构，对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均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抢占技术革命的制高点。作为互联网大国，大陆弯道超车，在“新经济”多个领域成为引领者，“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前行。大陆巨大的市场和“新经济”发展的领先环境是台湾产业参与大陆经济发展的绝佳机遇，也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与方向。（作者：柳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