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进《台声》杂志社的，那时，《台声》刚创办不久。《台声》由全国台联主办，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对台刊物。入职之初，我被分到总编室负责通联。媒体人都知道，总编室的工作是协调，而通联主要负责处理来信来稿，我负责的栏目叫做鸿雁，顾名思义，就是传书。

　　这个栏目《台声》从1983年创刊就设置了，目的是为两岸同胞寻亲友。从这个栏目的设置，也可以看得出全国台联和《台声》杂志从一开始就以沟通两岸和服务台湾同胞为宗旨。《台声》的创刊号共刊登了17条寻亲启事，第一条是：“吴鸳鸯寻夫谢福来”。受杂志篇幅限制，每一条寻亲启事不超过百字，无非是谁找谁，姓名、籍贯、何年何月去台或离开台湾、曾在什么部队任何职以及联系地址等主要信息，但每一条背后却是一个离散家庭的曲折悲惨故事。

　　在工作中，我发现编辑部每天收到的信件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关于寻亲的，这些信件来自全国各地，每封信都有两三页，写信人唯恐说不清，总要用不少笔墨写很多细节，例如小名叫什么，去台前部队的番号驻地，有的还会写上长相特征，甚至什么地方有个痦子，哪里有块胎记等等，不少信纸上还能辨得出明显的泪痕。

　　这个栏目虽不起眼，工作内容也很枯燥，但是我却很认真地把它作为一件正事来做。面对从海外陆续发来的成摞信件，我认真阅读每一封来信，仔细辨认每一个字，有时为了核实看不清拿不准的人名或地名，查阅相关资料、工具书，甚至直接给联系人写信、打电话求证确认。然后按照栏目要求整理出每一条信息，编发当期的稿件。

　　至今还记得收到反馈感谢时带给自己的惊喜：河北的一位读者收到了在台湾的哥哥、弟弟辗转寄来的家书；江西九江火车站的一位退休工人找到了离别四十年的亲人；一位叫刘若华的读者找到了姐姐，她说，“多亏了贵社，否则，我们姐妹将终生难通音讯，不知还要度过多少心酸难眠之夜！”在他们看来，真是功德无量……

　　在工作中，我发现每期刊发的寻亲启事根本无法满足寻亲者的要求，而编辑部收到的信件越积越多，已经塞满了三四个大纸箱。怎么办，难道就让这一封封滴着亲人血泪充满焦灼与渴盼的信件静静地躺在角落，落满灰尘，直到被岁月无情地遗忘吗？

　　1986年，杂志社委派我调查《台声》在福建沿海的发行情况。我用17天的时间从北到南，实地走访了福建几乎所有的台湾渔民接待站以及位于福州马尾、泉州和厦门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及远洋运输公司，这些都是当时《台声》主要的寄赠发行管道。一路上，我了解到《台声》如何受到台湾同胞的欢迎，听到一个个与《台声》有关的故事。在惠安台湾渔民接待站，我亲眼看到了摆在架上的《台声》最后一页，也就是鸿雁栏目的那一页被人撕去。站长告诉我，经常有台湾同胞撕去带走，因为整本杂志他们不敢带回岛内。

　　回到北京，我向领导上交了一篇7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名为“《台声》在对台宣传前沿”，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写了下来。同时，用一件件寻亲事例说明了了“鸿雁”专栏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将杂志社收到的所有寻亲稿件编辑出书出专辑的建议。社领导审时度势，采纳了我的建议，报请全国台联同意后，指示由我主导，动员全社编辑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

　　我将所有的来信整理后分发给每一位编辑，请他们按照寻亲启事的要求抄录成卡片（当时还没有电脑），然后收集起来按照籍贯分类归档并誊写成编发的稿件。那段时间，编辑部里每一位编辑只要有闲暇，就在做这件事。1987年11月，《寻亲访友》第一辑出版了，收录了寻亲启事3230条；1988年3月，又与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合作，出版了第二辑，收录寻亲启事3912条。两本书的封面上，都写着这样一句话：“为离散同胞传播福音，请广泛流布协助寻找”。在这期间，我们还为山东枣庄、河北沧州各编辑出版了寻亲专册。这些出版物通过《台声》的发行渠道，散布发行全国各地、港澳及海外，配合当时的形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到了1989年，台海形势发生了变化，两岸两会相继成立，沟通有了正常渠道，中国红十字会承接了寻亲的业务，我们把所存的以及后来陆续又收到的寻亲资料都转给了他们。记得那年第12期《台声》是我编辑鸿雁的最后一期，那一期共发了数20条，最后一条是：“邹孝义寻兄邹孝和”。

　　从1983年创刊到1989年底，《台声》在总计66期杂志上几乎不间断地刊登了1876条寻亲启事，平均每期刊登28条。加上我们出版印制的两本《寻亲访友》专著和山东枣庄、河北沧州两本专辑，总共整理刊登寻亲启事9630条。这就是我和我们《台声》在那个特殊年代为海峡两岸寻找离散亲人交出的一份成绩单。（作者：阎崑，全国台联退休干部，曾任《台声》杂志副总编辑、全国台联文宣部宣传处处长、全国台联会史征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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