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國民黨怎樣才能擺脫戰略被動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秘書長鄭劍研究員在《中國評論》月刊發表專文《隻有大膽佔領道義制高點才能擺脫長期性戰略被動——給中國國民黨的一點建言》，作者認為：“國民黨不隻在今天的台灣，它的歷史就是一段失敗多於成功的歷史、從被動到被動的歷史。”“而導致這一結果的首要原因，就是國民黨經常不能、不敢甚至不願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提出並推行其政治主張，引領自己的黨員群眾同心戮力、發揮不可替代的歷史性作用。”文章內容如下：

國民黨的歷史宿命

2014年11月29日，中國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再嘗敗績，延續了馬英九大位任內不斷走下坡路的歷史性軌跡。盡管事前沒有人相信國民黨會贏，但這次失敗之慘重程度，還是超乎預料，應當稱作“潰敗”。島內評論認為，這次失敗是“國民黨1949年撤退到台灣以來最慘的一次”、“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式大敗”(指民進黨以少勝多)、“潰不成軍”。馬英九和國民黨此次挫敗，具體原因頗多，相關高見充棟，本文不擬討論。筆者這段時間以來在對國民黨的歷史與現實的觀察中，有頗多感悟。1923年10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上演說時鄭重指出：“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P.526)筆者認為，最遲自1928年爭取張學良勢力“東北易幟”后，國民黨即開始顯露出走下坡路的歷史性態勢，一直未能有效遏制。直到孫中山的論斷發表91年后的今天，這一態勢在台灣仍在繼續。而導致這一結果的首要原因，就是國民黨經常不能、不敢甚至不願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提出並推行其政治主張，引領自己的黨員群眾同心戮力、發揮不可替代的歷史性作用。

中國國民黨始自1894年的興中會，歷經中國同盟會(1905年)、國民黨(1912年)、中華革命黨(1914年)時代，到1919年10月10日，由孫中山改組定為現名延續至今。其間，從辛亥革命、臨時政府、北洋政府、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到亡命台灣、政黨輪替等大時代，其政治主張從引領全中國潮流，淪落到被多數民眾唾棄，三民主義被共產主義取而代之﹔統治地域從基本覆蓋全中國，縮水到彈丸之地台灣一隅，2000年至2008年還一度丟失島內政權淪為在野黨﹔組織規模從中國第一大黨，蛻變成台灣地方政黨，凝聚力渙散、戰斗力陡降﹔國際地位從亞洲第一政黨，滑降至無足輕重的蕞爾團體，世界影響更不足挂齒。在此期間，雖有過抗日戰爭時期的輝煌，但該黨最腐敗的面目，恰恰是那個時代在民眾心目中定型的。不然，就無法解釋抗擊了日本侵略者8年、以世界最強大的美援為后盾的中國國民黨和國民黨軍，為什麼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面前如此不堪一擊，短短三年就丟掉整個大陸﹔而中國共產黨則僅用兩個月，便把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打回三八線，又用兩年零七個月時間將敵人牢牢釘在那裡直到今天。

到台灣后，國民黨曾領導創造了“台灣奇跡”，經濟飛躍發展，但也就曇花一現，大陸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已經把這個“奇跡”送入歷史。如今的台灣已經從“亞洲四小龍”的“領頭羊”變成“吊車尾”。問題來了：國民黨從高峰急轉直下，一直淪落到今天連一個島子幾乎不保，這是偶然的嗎？是毛澤東比蔣介石謀略更為高明？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加走運？民進黨比國民黨更會選舉？失敗有偶然性，勝利同樣有偶然性，但至少不斷地失敗、不斷地勝利就有必然性了，任何歷史現象都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反映。正如愛因斯坦所言：沒有僥幸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必然性的。

國民黨從何墮落的

中國國民黨是隨著從道義制高點墜落而墜落的。何為道義制高點？就是順應歷史方向、符合人民整體利益的路線方針政策。所謂站在道義制高點，就是推行發自中華民族整體利益、順應歷史發展方向、得到社會主流擁護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就是孫中山講的：“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辛亥革命，國民黨的先輩站在推翻封建王朝、趕走帝國主義、建立人民共和國的道義制高點，取得革命的領導權，摧枯拉朽，結束滿清，建立民國。但辛亥革命一方面解決了中央政權性質問題，另一方面卻衍生了國家分裂割據和共和名存實亡問題，國民黨難辭其咎。於是孫中山提出國民黨失敗多於勝利論斷，其目的是扭轉窘境，重振新局。此前，中國共產黨曾鄭重向孫中山指出，國民黨內“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動及對外有親近一派帝國主義的傾向，對內兩次與北洋軍閥攜手﹔國民黨為保存在民眾革命上的地位計，這種動搖不定的政策，實有改變的必要”(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載於人民網“黨的歷史文獻集和當代文獻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共產黨講的還算客氣，沒有直接點出國民黨的妥協、投機、派系本質。孫中山痛徹地感到，“不除去國民黨‘現在的暮氣，恢復朝氣’，‘恢復革命的精神’，不把國民黨改造成為‘一個群眾革命的先鋒組織’，也就難以謀求‘社會的根本改革’，也無由‘喚起民眾’共同奮斗。”(周國興《十月革命后孫中山政治思想的轉變》，載於2014年11月號《兩岸視點》雜志)於是，他從抗拒共產主義轉變為接受共產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要求“以俄為師”，第一次國共合作由此誕生。孫中山這一轉變的實質，是領導國民黨重回道義制高點，從而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國民黨站在打倒列強統治、結束軍閥割據、統一整個中國的民族和歷史高度，一路北進，風卷殘雲，實現中國統一。

但是，北伐取得決定性勝利后，孫中山這一努力與轉變，最終還是被國民黨右派、蔣介石集團逆轉和拋棄了。在即將成為整個中國的統治者前時，國民黨本應繼續、徹底革命，消滅封建殘余、驅逐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資本，為最廣大工農群眾謀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解決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中國工人階級被殘酷剝削壓迫的問題。但它沒有這樣做，而是延續封建王朝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基本政治立場，成為滿清后期各類地主、資本家、買辦集團的利益代表，甘做帝國主義的附庸，迫不及待地把屠刀伸向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財富與工農之間選擇了前者。立場讓位於市場、理想讓位於念想、黨綱讓位於政綱，其結果，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中，“打土豪，分田地”、站在道義制高點的中國共產黨爭取了民心，穩穩站住了腳跟。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旗幟、北上抗日﹔國民黨則奉“攘外必先安內”為圭臬，全力剿共，一黨之私超越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不放一槍”兵退關內、妥協投降綏靖華北，終至黨內有識之士忍無可忍，發生“西安事變”。事變的背后則是全國人民要求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此間即便國民黨至今津津樂道的1927年到1937年的“黃金十年”，也是虛幻的。上海灘繁榮的背后是貧富懸殊、民不聊生、貪污腐敗、地區差距，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一切弊端在那個時代滋生，國民黨的黨政軍情系統就是在那個時代被新創造的財富淹沒而徹底腐敗的，以致發展到以后即使大敵當前、日本全面入侵也不收手的程度。對於這段歷史，蔣介石在1936年9月悲嘆道：“如果我們不清除當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P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