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六卷本）。

　　说起《台湾通史》，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连战的祖父、连横先生的著作。那部《台湾通史》介绍了从远古到近代台湾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时隔百年之后，由闽南师范大学策划、两岸学者历时8年共同编写的《台湾通史》（六卷本）正式出版。这是大陆方面出版的第一部“台湾通史”。为什么大陆方面要出版新的《台湾通史》？这部162万字的巨著又是怎样“炼”成的？就此，记者采访了本套书籍的编著者。

　　驳斥“台独”谬论

　　“‘台湾通史’四个字分量很重，为什么要主导编写这样一部著作？”面对记者提问，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彬镪说：“闽南师范大学地处闽台交流的重要地区，编纂这部作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吴彬镪认为，学史以明智，鉴往而知来。这部全景展示台湾从远古到现代发展的通史性著作，是反制 “台独”分裂图谋的佳品力作。

　　在本书主编、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陈支平教授看来，“台独”分子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在历史表述上炮制种种谎言以及貌似学术的歪理邪说。作为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理应承担起对台湾历史正本清源的重任。

　　编纂如此巨著工程量浩大，千头万绪，如何着手？2012年，闽南师范大学将《台湾通史》（六卷本）项目确立为10个两岸研究重大重点项目之一，并投入数百万元经费。随后，学校成立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通过20余次会议的协商探讨，将全书分为上古至明代卷、明郑卷、清代上卷、清代下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卷和现代卷6卷，由写作团队分头完成各卷内容。

　　2014年6月，书稿初步完成。2020年10月，《台湾通史》（六卷本）获批并正式出版。

　　史料翔实丰富

　　史书讲究史料证据，批驳“台独”史观显然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为了做到以史服人、用证据说话，《台湾通史》（六卷本）的作者团队不遗余力，搜集了大量史料证据。

　　“你看上古至明代卷，作者就找到了人类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介绍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福建漳平县奇和洞遗址与台湾长滨文化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并说明‘这个时期正是第四冰期晚期，由于海平面下降，今日的台湾海峡在当时是陆地，人类可以轻易地随狩猎的动物由大陆东南地区来到台湾海峡及台湾其他地区’。”吴彬镪指着书中的内容向记者表示，类似的内容，都是在用史实论证“海峡两岸同宗同源，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了上古时期的内容，作者团队在后续的书稿中也广泛采用了各种资料，论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事实。比如在明郑卷、清代上卷、清代下卷，作者用闽粤地区和台湾之间的民间信仰分布、家族祭祀与族谱记载、书信往来、民间契约等内容来呈现大陆东南沿海人民移居台湾、两岸之间交往融合的历史，证明两岸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通。

　　陈支平告诉记者，书中史料翔实不仅得益于作者团队编书期间的精心付出，也离不开大家一直以来的成果积累。像是徐泓教授著有《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史料新编》、宋光宇教授著有《台湾史》、刘益昌教授著有《存在与未知——台中地区的考古遗址与史前文化》等。而他本人也曾编纂《台湾文献汇刊》，该书遴选汇编了台湾历史文化的珍稀文献资料600余部，由关系闽台的古籍、档案资料、族谱、民间文件与契约等部分组成，填补了该领域在文献资料建设方面的一项空白。

　　两岸携手合作

　　“这部著作的编写过程恰是‘两岸一家亲’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两岸学者的历史担当。”提起这部书时，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毅周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来形容。的确，在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两岸元素体现得淋漓精致。

　　一方面，参与本书编纂的有多位台湾学者。例如徐泓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此次编书他主要负责台湾少数民族部分的内容；宋光宇是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刘益昌是台湾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他们二位负责编写上古至明代卷，介绍台湾史前文化的起源、发展与海峡两岸在当时的联系；现代卷作者之一的施沛琳是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另一方面，为了做到史料翔实、观点准确，编写团队经常往来于两岸之间，为编书做相应准备。吴彬镪介绍，该校的施沛琳教授主要利用寒暑假时间返回台湾，拜访宋光宇教授，交流写作心得；清代下卷的作者林国平教授、马海燕副教授于2014年至2015年间5次到台湾搜集资料，做田野调查，共搜集近300种专著、文书，多次考察宫庙和民间习俗活动，为写作清代台湾的乡族社会、女性生活、宗教与民间信仰、方言与民俗内容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最早去台湾的时候是1992年，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也经常赴台参与学术研讨，并曾在台湾暨南大学、东吴大学任教近两年。当时我就利用空闲时间收集资料，拜访学者，为本次编书提供了便利。”陈支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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