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分就能報志願 錄取率超過96%

　　台灣高等教育不“高等”了？

　　又是一年升學季。就在大陸學子翹首以盼象牙塔的通知書時，台灣高中畢業生也在忙著報志願、等發榜。不過，不同於大陸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台灣學生升學壓力小得多，大學錄取率高達96%以上。今年報考門檻更是創下新低，最低隻要38分就有填志願的資格。島內學者和網友感慨，“精英教育”不再精英，高等教育不再“高等”。本來讓人稱道的台灣教育，到底出什麼問題了？

　　2004年的台北市南陽街，滿是補習班招牌。(資料照片)

　　想不上大學都難

　　嚴格意義上說，台灣已經廢除與大陸類似的高考制度。2002年，台灣教育部門為減輕學生壓力，取消了全台統一、一考定終身的“大學聯考”，改用“多元入學”的方案。每年1月底或2月初舉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統考語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5科，類似大陸的高校自主招生﹔每年7月初則舉行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考生可從語文、英文、文科數學、理科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選考6至10個科目，加權算出總分。除此之外，來自偏遠鄉村的貧困生、特長生等還可以選擇“繁星計劃”“特別身份學生優待入學”等特殊途徑，總之，想不上大學都難。

　　今年的指考已於日前發榜。考生總數47334人，其中42327人完成志願填報，最低門檻低至38分，最終41022人被錄取，錄取率達96.92%。雖然錄取率已經畸高，但還是有很多學校沒有招滿，招生缺額達3488人，比去年大增18%，創下8年來新高。7所大學的缺額率超過70%，15個專業錄取人數“抱蛋”。

　　台灣的大學好考是出了名的。2006年，台灣考生每科隻需考到15分就可以上大學，2007年這個紀錄被打破，4科加起來隻需18分，2008年更夸張，總分7分就能當大學生了。“7分就能上大學”也因此成為當時的年度笑話。有人調侃：“即使什麼都不會，選擇題全部猜C都能上不錯的學校吧！”

　　高校招生門檻太低，島內輿論擔憂如此下去會影響大學生總體素質和教育質量。因此，台灣有關部門作出規定，成績排在最后5%的考生不予錄取。然而，許多私立高校迫於招生壓力，先是將這一門檻降到3%，而后再次取消，於是造成惡性循環：超低錄取分數讓家長懷疑教育質量而不願送孩子就讀，生源變少又讓錄取分數變得更低。

　　“廣設大學”的惡果

　　2002年之前，在需要“大學聯考”的時候，台灣高中生上大學也是要擠破頭的。比如大陸剛恢復高考的1977年，台灣高校錄取率才29.5%，最低錄取分數都要334.67分。彼時台灣經濟起飛，人力需求增加，大學生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島內出生人口上升，加上經濟好轉，一般家庭都能供得起孩子念大學，於是大家都拼命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時補習班林立。當年光台北市的高四重考班就有48家，學生總數約有20萬人。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1994年，為提升升學率，台灣啟動教育改革，當局提出，在5到10年之內讓青年入大學的機會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廣設大學”之路由此開啟。

　　1986年，台灣大學隻有16所、學院12所，2006年，大學和學院數量飆升到147所，加上“少子化”的沖擊，報考人數隻減不增，大學錄取率也因此節節飆升。近5年來，台灣高校招生及錄取人數連年下滑，已連續3年跌破5萬人。“閉著眼睛也能上大學”受到家長和考生吐槽：“以前是大學很難考，現在是考不上很難，錄取率都快97%了，還考什麼呢？干脆直接改成義務教育算了。”補習班也不再受歡迎，隻有非某所學校不念的人才選擇重考，全台高四班隻剩十幾家，學生幾千人，台北更隻剩3家。台北市補教協會總干事張浩然開玩笑稱，以前台北市的南陽街到了午餐、晚餐時段，人滿為患，走路要側身，“如今門可羅雀，開車從頭走到尾，時速40公裡，恐怕還不用剎車。”

　　“廣設大學”后遺症嚴重，島內輿論呼吁趕緊把爛學校關停，於是當局又忙著琢磨如何整合資源，不少高校面臨被“關停並轉”的命運。

　　高教還是要有底線

　　大學生滿街跑，大學文憑也不再金貴。有名台灣學生的打油詩寫得很形象：“二十年前慶升學，辦桌請客放煙火。二十年后上大學，繳費把妹等張紙。”“精英教育”失去了為社會輸送精英的功能，無疑會加劇階層固化，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年主導教改的台灣官員曾反問民眾：“普及大學教育難道有什麼不好嗎？”現在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大學畢業”變成找工作的起碼要求，連應聘清潔工都要求大學畢業，一些考生就算明明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也被迫花4年時間拿張文憑。門檻越來越低，素質越來越低。有台灣職場人就感慨：“我高職程度的英語，還遇到英語水平比我差勁的大學生，難怪現在業界老板對大學生能力多有懷疑。”

　　另一方面，因為大學文憑貶值，一些偏遠鄉村的貧困小孩即便考上台灣大學這種一流大學，畢業后也隻能當一個普通的台北上班族，拿著22K(2.2萬元新台幣)的工資，讀書改變命運的作用大大減弱。

　　反觀當年，能考上大學被認為是“祖上積德”，不少窮人家子弟借此翻轉階級、出頭換日。台灣克隆牛之父、台大動物科技系退休教授鄭登貴本是個放牛娃，初中、大學、研究生一路考過來，光大學就考了5次才上榜，但最后拿到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坐上克隆動物第一把交椅。

　　“以前大學發榜之后，常有落榜生跳樓輕生的新聞。” 張浩然說，現在不管高中、大學，錄取率都快百分百，落榜生跳樓的新聞再也看不到，“現在的青少年，隻有失戀才會想不開。”高等教育還是需守住應有的底線，才能最大地發揮其社會功效。（本報記者 汪靈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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