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鄉不知期，才是真正的鄉愁。正是1979年元旦的《告台灣同胞書》，讓我們這些台灣的游子看到了回家的曙光。

　　我1948年離家，1949年輾轉流落台灣。兩岸長期隔離，音信不通，更沒有通郵的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思鄉之情與時俱進，愈來愈強，甚至到了白天不能進食，夜晚難以入眠的地步。

　　家書就是一劑醫治思鄉之痛的良方。自從我到了台灣，就給家裡寫信，雖然寄不出，但我還是要寫，因為我害怕忘記。我把小時候的所有記憶都寫出來，把家鄉周邊村落的地名都寫上去，把家裡人的出生日期、村上人的名字、家裡的貓狗樹木都寫出來，我寫了整整一大箱子的信。

　　《告台灣同胞書》播出時，兩岸還沒有解禁，尚在敵對狀態之中。我和國外的同學正是通過《告台灣同胞書》，首次看到了大陸政策的重大變化，我們判斷，海峽兩岸形勢有了緩解的跡象。於是我決定寫一封真正可以寄出的家書。

　　1979年8月，趁去西班牙開會之機，我鼓起勇氣，給家鄉的母親寫了第一封家書。我一提起筆，感情的潮水就決了堤，眼淚止不住嘩嘩嘩地流。信根本寫不下去。寫字的手總是抖，放聲大哭了幾場，心情才得以平復。

　　信是寫好了，寫信封又犯難了。離開老家時，還沒有郵編一說，我不知道老家的郵編是多少，更不知道這三十年來家鄉的行政區劃有沒有變化。思量再三，我在收信人地址一欄寫下了“山東菏澤市西北35裡地處高庄”這個地址。收信人寫的是母親宋書玉。為了避免給家鄉的親人帶來麻煩，信中我沒敢說出我所在的台灣地址。

　　在西班牙開會時，本想托大陸代表把信捎回去，可終究未能如願。萬般無奈之下，我把這封信寄給了僑居美國的高中同學，是他代我從美國發出了這第一封家書。

　　1980年5月12日，我接到大姐從廣州寄來的第一封家書。這是我到台灣三十多年來接到的第一封家書。從信中得知，我的母親已於1978年1月20日去世，奶奶和姥姥也都去世了。這讓我感到無限的悲痛和哀傷。

　　姐姐在信上說：“母親在去世之前，曾一再說道，希望在離世之前能夠見到春生（高秉涵乳名）一面。她是睜著眼睛走的，她走時是不甘瞑目的，她雖睜著眼睛，但最后仍然沒有機會看見她的愛兒春生的到來，她是在悲痛中走的，在遺憾中走的。”看到這些，我愈發傷心難過。母親走了，她是帶著牽挂走的，是在飲淚含悲中走的，留給我的是終生的愧疚和遺憾。我一直恨自己，為什麼不早上幾個月寄信給母親呢，那樣她就可以看到我的信了，也許她看到我的信，知道她的兒子還活著，她可能就會等著我，等著我回來。

　　接到大姐來信后，我就想，再也不能讓晚了一步的事情在我們姐弟中重演。但是，海峽兩岸依然處在冷凍時期，台灣當局不允許我們這些人回鄉探親，令我感到痛苦焦急不已。大姐住在廣州，身體有病，出門遠行有一定困難，但距香港最近。台灣當局允許公民出境到外國和港澳地區旅游。經過一段時間運作，並反復與大姐商議，我們約定在香港晤面。

　　1984年7月9日，在香港綠園大飯店酒店門口，我和我的大姐終於得以團聚。歷經滄桑，當年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殘年的駝背老婦，我這個玩童也已年逾半百，兩鬢斑白。

　　我們姐弟相擁而泣。我緊緊抓著大姐瘦弱的雙手，心跳不斷加速，淚如泉涌。三十多年的隔海相望，多少思鄉念祖的苦痛涌上心頭，傷悲和興奮的心情交織在一起，多年悶藏在肚子裡欲向家人傾訴的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如何開口。大姐時而緊抓我的雙手，時而撫摸我的臉龐，激動得泣不成聲。

　　這個動人心魄的場面，也讓綠園大飯店的幾個服務人員淚流滿面，止不住地低聲哭泣。（高秉涵口述 孔立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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