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考進《台聲》雜志社的，那時，《台聲》剛創辦不久。《台聲》由全國台聯主辦，是當時唯一的一份對台刊物。入職之初，我被分到總編室負責通聯。媒體人都知道，總編室的工作是協調，而通聯主要負責處理來信來稿，我負責的欄目叫做鴻雁，顧名思義，就是傳書。

　　這個欄目《台聲》從1983年創刊就設置了，目的是為兩岸同胞尋親友。從這個欄目的設置，也可以看得出全國台聯和《台聲》雜志從一開始就以溝通兩岸和服務台灣同胞為宗旨。《台聲》的創刊號共刊登了17條尋親啟事，第一條是：“吳鴛鴦尋夫謝福來”。受雜志篇幅限制，每一條尋親啟事不超過百字，無非是誰找誰，姓名、籍貫、何年何月去台或離開台灣、曾在什麼部隊任何職以及聯系地址等主要信息，但每一條背后卻是一個離散家庭的曲折悲慘故事。

　　在工作中，我發現編輯部每天收到的信件中，幾乎一半以上都是關於尋親的，這些信件來自全國各地，每封信都有兩三頁，寫信人唯恐說不清，總要用不少筆墨寫很多細節，例如小名叫什麼，去台前部隊的番號駐地，有的還會寫上長相特征，甚至什麼地方有個痦子，哪裡有塊胎記等等，不少信紙上還能辨得出明顯的淚痕。

　　這個欄目雖不起眼，工作內容也很枯燥，但是我卻很認真地把它作為一件正事來做。面對從海外陸續發來的成摞信件，我認真閱讀每一封來信，仔細辨認每一個字，有時為了核實看不清拿不准的人名或地名，查閱相關資料、工具書，甚至直接給聯系人寫信、打電話求証確認。然后按照欄目要求整理出每一條信息，編發當期的稿件。

　　至今還記得收到反饋感謝時帶給自己的驚喜：河北的一位讀者收到了在台灣的哥哥、弟弟輾轉寄來的家書﹔江西九江火車站的一位退休工人找到了離別四十年的親人﹔一位叫劉若華的讀者找到了姐姐，她說，“多虧了貴社，否則，我們姐妹將終生難通音訊，不知還要度過多少心酸難眠之夜！”在他們看來，真是功德無量……

　　在工作中，我發現每期刊發的尋親啟事根本無法滿足尋親者的要求，而編輯部收到的信件越積越多，已經塞滿了三四個大紙箱。怎麼辦，難道就讓這一封封滴著親人血淚充滿焦灼與渴盼的信件靜靜地躺在角落，落滿灰塵，直到被歲月無情地遺忘嗎？

　　1986年，雜志社委派我調查《台聲》在福建沿海的發行情況。我用17天的時間從北到南，實地走訪了福建幾乎所有的台灣漁民接待站以及位於福州馬尾、泉州和廈門的國際海員俱樂部及遠洋運輸公司，這些都是當時《台聲》主要的寄贈發行管道。一路上，我了解到《台聲》如何受到台灣同胞的歡迎，聽到一個個與《台聲》有關的故事。在惠安台灣漁民接待站，我親眼看到了擺在架上的《台聲》最后一頁，也就是鴻雁欄目的那一頁被人撕去。站長告訴我，經常有台灣同胞撕去帶走，因為整本雜志他們不敢帶回島內。

　　回到北京，我向領導上交了一篇7000多字的調查報告，名為“《台聲》在對台宣傳前沿”，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都寫了下來。同時，用一件件尋親事例說明了了“鴻雁”專欄的重要性，並提出了將雜志社收到的所有尋親稿件編輯出書出專輯的建議。社領導審時度勢，採納了我的建議，報請全國台聯同意后，指示由我主導，動員全社編輯一起來完成這項工作。

　　我將所有的來信整理后分發給每一位編輯，請他們按照尋親啟事的要求抄錄成卡片（當時還沒有電腦），然后收集起來按照籍貫分類歸檔並謄寫成編發的稿件。那段時間，編輯部裡每一位編輯隻要有閑暇，就在做這件事。1987年11月，《尋親訪友》第一輯出版了，收錄了尋親啟事3230條﹔1988年3月，又與中央電視台九州方圓欄目合作，出版了第二輯，收錄尋親啟事3912條。兩本書的封面上，都寫著這樣一句話：“為離散同胞傳播福音，請廣泛流布協助尋找”。在這期間，我們還為山東棗庄、河北滄州各編輯出版了尋親專冊。這些出版物通過《台聲》的發行渠道，散布發行全國各地、港澳及海外，配合當時的形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到了1989年，台海形勢發生了變化，兩岸兩會相繼成立，溝通有了正常渠道，中國紅十字會承接了尋親的業務，我們把所存的以及后來陸續又收到的尋親資料都轉給了他們。記得那年第12期《台聲》是我編輯鴻雁的最后一期，那一期共發了數20條，最后一條是：“鄒孝義尋兄鄒孝和”。

　　從1983年創刊到1989年底，《台聲》在總計66期雜志上幾乎不間斷地刊登了1876條尋親啟事，平均每期刊登28條。加上我們出版印制的兩本《尋親訪友》專著和山東棗庄、河北滄州兩本專輯，總共整理刊登尋親啟事9630條。這就是我和我們《台聲》在那個特殊年代為海峽兩岸尋找離散親人交出的一份成績單。（作者：閻崑，全國台聯退休干部，曾任《台聲》雜志副總編輯、全國台聯文宣部宣傳處處長、全國台聯會史征集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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