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高校做演講。 　　詹 敏攝（影像中國）

　　核心閱讀

　　他曾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如今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和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

　　作為經濟理論學者，他的思考與實踐始終根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土壤。作為當代知識分子，他不斷挖掘理論創新“金礦”，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林毅夫很忙。1月初，他飛離北京，奔赴美國、塞內加爾、德國、瑞士等地，開啟新一輪的國際會議之旅。最近，他的身影又出現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探討全球化發展新方向和中國經濟發展新路徑。

　　對他的採訪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他的辦公室內進行。

　　剛討論完新教材編寫事宜的他匆匆趕來，露出招牌的“迪香式微笑”。作為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的所思所悟、所行所踐，始終根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土壤。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

　　“為什麼國際上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中國崩潰論’？為什麼同樣進行改革，其他國家出現了經濟崩潰和危機？40年來，中國經濟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秘密是什麼？”清楚我們的採訪目的之后，略加思索，林毅夫以一連串問題，道出他長久以來的思考。

　　而這些思考，正是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必須要回答的中國命題與時代之問。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很多發達國家的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林毅夫用數據說明，危機之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長期以來平均每年在3%到3.5%之間，然而10年過去了，美國經濟被認為恢復得最好，2018年的增速也不過就是2.9%，預計今年增速會降到2.5%，明年降到2%﹔歐洲國家每年的增速則在1.5%上下波動，日本自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至今已是第二十八個年頭，實際經濟增速還停留在1%左右，遠不及危機前的3%以上。

　　中國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率先在2009年就恢復快速增長，並且，從1978年到2018年，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長。“中國改革開放長達40年的快速發展，堪稱奇跡。”林毅夫說，對於一名經濟學者來講，這是一個巨大的謎題，“現有的理論難以解釋，新理論來自於不能用舊理論解釋的新現象，中國改革開放后取得的成績恰恰提供了理論創新的契機。”

　　2012年，林毅夫結束在世界銀行4年的任期后回國，繼續推動他在2009年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上就開始推動的，總結於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經驗的新結構經濟學。多年來，他以全球發展眼光、中西合璧的理論學養，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方面不懈探索，成果豐碩，還參與了農村改革、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電信體制改革等重要的改革政策制定。

　　去年12月，他創立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升級為研究院，以“知成一體”為目標，致力於打造融理論創新和政策實踐為一體的教學研究機構和智庫﹔由他擔任院長的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經過兩年多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學習交流的新平台。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與時代偕行，他說，“要抓住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遇，挖掘理論創新的‘金礦’，為我國下個階段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也為其它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實現繁榮貢獻智慧，不辜負這個時代。”

　　唯有結合實際的理論創新才能推動社會發展

　　去年年底，林毅夫獲得“改革先鋒”稱號，被譽為“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探索者”。在他看來，榮譽的取得“是因為我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體制、運行的理論，從中國的經驗中去進行理論創新。”

　　然而30多年前，林毅夫也曾走過“彎路”。

　　20世紀80年代，他從北大經濟學系畢業后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我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認為把西方的‘真經’學會了，就能為祖國的富強貢獻智慧。”林毅夫坦言，當時他和其他許多學者一樣都試圖以西方主流理論的現成觀點來觀察、解釋中國的經濟社會現象。

　　1988年發生的兩件事，顛覆了他的想法。

　　那一年，中國出現了高通貨膨脹。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解決的辦法是提高利率，“資金的成本增加了，不好的項目由於投資回報率低，自然會被淘汰掉，不僅減少了總需求，通貨膨脹率會降下來，而且也有利於資源有效配置。”林毅夫解釋道。然而，中國政府推行“治理整頓”，依靠行政手段，砍掉了很多投資項目，把通貨膨脹壓了下來。

　　后來他才明白，原來當時中國有很多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如果提高利率，很可能都要虧損倒閉，與之息息相關的國防安全和社會穩定也將受到影響。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出現，如果提高利率，僅能由政府財政給予補貼，財政赤字增加，就要靠貨幣增發來補財政之不足，結果又會推高通貨膨脹。給定當時有許多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必須有補貼才能生存而又不能讓其倒閉的前提下，不提高利率，以“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通貨膨脹反而更有效。

　　也是在那一年，林毅夫應邀到印度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被安排與印度國家計委座談。他覺得奇怪：“印度是一個強調西方私有產權的市場經濟國家，怎麼也有國家計委？”原來，二次世界大戰后獨立建國，印度和中國一樣為了在一窮二白資本短缺的條件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需要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按計劃配置資源，設立國家計委也就有其必要性了。

　　兩個國家的舉措，令他茅塞頓開：任何理論都有其前提條件，西方的理論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為或明或暗的條件，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套用在發展和轉型中的國家，由於條件不同，就會鬧出笑話，唯有結合實際的理論創新才能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其新結構經濟學的形成與逐漸深化，也正是自這一年開始。

　　回顧過往，林毅夫稱自己做學問的過程，像是在搭積木，圍繞著改革開放不斷出現的現實問題，一件一件地根據中國的實際狀況想清楚其背后的道理和解決的方案，“一塊一塊地累積成一個體系，最終做到一以貫之。”

　　總結自己的理論經驗，是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中國經濟發展的下一步，應該怎麼走？這是林毅夫目前思考最多、與學生探討最多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GDP按照市場匯率計算隻佔全世界的1.8%，現在已經達到15.2%，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10年來每年為世界貢獻30%的增長，林毅夫說，“首要的是拓展視野，不僅關心自己的發展，而且要考慮中國發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也要為其他國家提供實現繁榮的機遇，致力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此外，還要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轉型過程中遺留的問題。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則是探索中國如何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維持改革、穩定和發展之間的關系，在保持定力的條件下爭取一個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

　　他還常鼓勵學生，“中國是一個大國，應該在國際發展中承擔起更積極的角色，希望為社會、為世界、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採訪時，我們在林毅夫的辦公室看到這樣一幅字——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証知，知成一體。

　　這正是林毅夫一生學術風格的寫照。正如他一直堅守的——任何科學理論都應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提出新的理論並付諸實踐，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義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會。

　　新的一年，期待與挑戰並存，林毅夫有信心，“偉大的時代是我的底氣”。

　　（賈  麟參與採寫）

　　《 人民日報 》（ 2019年02月14日 12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