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台北8月11日電（記者姜婷婷、陳鍵興）台灣疫情三級警戒持續兩個多月，終於在7月底降至二級。如今走過台北街頭，部分餐廳食肆已重新開放內用，但多數客人寥寥。顯然，疫情壓力稍減，但生活的負荷仍壓得不少人喘不過氣。

　　5月本土疫情暴發以來，台灣諸多行業由初夏直入“隆冬”，民眾盼紓困如大旱之望雲霓。近來，民進黨當局擬發放“振興五倍券”持續引發爭議和反對聲浪，各界直言此舉難解百姓“近渴”且存在諸多問題，發放現金才能解燃眉之急。

　　據悉，台行政管理機構擬比照去年“振興三倍券”模式，推出“五倍券”，紙質券和電子券並行，除原有200元（新台幣，下同）、500元面額外，新增1000元面額，最快9月推出。簡單說，民眾需花1000元現金來換5000元“振興券”。

　　對此，此間專家學者直指，去年“三倍券”效果不彰，本已怨聲載道，況且今時不同往日，照搬隻會讓普通民眾更寒心。近日，兩家台灣媒體推出相關網絡民調，希望發放現金的民眾佔比都超過82%，贊成“五倍券”者佔比分別為15.2%和14.8%。

　　記者觀察，“五倍券”政策遭質疑，最直接的原因在於人們認為當局未體察廣大台灣民眾尤其基層百姓當前最急迫的需求，把“振興”放在“紓困”之前，沒有對症下藥。

　　疫情沖擊下，台灣失業率飆升，無薪假人數保持高位，不少人幾個月沒有收入，陷入“手停口停”的窘境，但仍要支付各種生活必要開銷。雖然當局表示經濟弱勢的109萬人領券可“免付1000元”，但輿論認為，現實下有更多人生活艱辛，一人一千，一家老小要好幾千元，實有困難。連不少民進黨的“自己人”也公開表示反對，認為“遠水救不了近火”，徒增民眾負擔。

　　記者常去的早餐店員工黃先生說，現金能做的事，“振興券”不一定能做。房租、水電費、小孩學費、健保費等等，都需要現金。還有民眾在網上評論：“執政者就不能苦民所苦嗎？”“能不能不從人民口袋掏錢？”

　　面對“五倍券”引發爭議，台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近日多次解釋，一再講到“發現金會被存起來”，激起更大反彈。網友們說，“幾千塊存什麼？連繳房租都不夠！”“飯都沒得吃了，還存？”媒體評論指出，該負責人這番話“聽在快被現實壓垮的民眾耳裡，實在很刺耳”，他“久居廟堂，吃米不知米價”，很難理解升斗小民的現金與當局高官的現金意義不一樣。

　　還有民眾反映，“振興券”使用不設找零，對小攤商沒有幫助，更多惠及大型商家。此外，輿論認為，紙質券有防偽標志，印刷成本昂貴，去年“三倍券”成本高達23億元，今年面額、張數雙雙膨脹的“五倍券”又要浪費許多無謂的成本。

　　對於當局鼓吹去年“三倍券”“大為成功”，作為強推“五倍券”的理由，此間輿論更抽絲剝繭，剖析其中的“數據泡沫”。據了解，台經濟主管部門根據去年176萬領用電子券的民眾，以人均消費5785元，推算台灣2332萬人領用“三倍券”共創造1349億元經濟效益。媒體指出，以不到8%使用電子券民眾的消費行為，放大推估其他2156萬領用紙質券民眾的消費金額，顯然不客觀准確，有“憑空想象”之嫌。

　　相關分析還提出，上述“膨風”（閩南語，意為說大話）推算被台審計部門“打臉”。該部門在年度決算報告中直指“三倍券”效益評估欠缺嚴謹，且缺乏消費端調查資料﹔電子券領發不如預期，民眾多領紙質券，導致印制、配送等成本大增﹔部分弱勢民眾未領取或未獲補助。

　　關於當局為何要執意推出“五倍券”，此間眾說紛紜。台灣媒體登了一幅漫畫：一疊“五倍券”背后躲了三個人，頭上分別寫著“印刷”“廣宣”“綠友友”。台北市議員侯漢廷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台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之所以悖離民意也要發券，是想借此造勢，推高民調。他質疑，去年“三倍券”僅宣傳就花費1.29億元，今年又要加碼，錢會流向何方？

　　最近，民生困苦的新聞不時見諸台灣媒體，有單親媽媽騎車十幾公裡載一雙兒女去領免費便當，有中年男子為飽餐一頓鋌而走險，不惜犯罪。這些雖是個案，但著實令人心酸。台灣《聯合報》在關於“五倍券”的一篇社論中，痛心疾首地批評當局“不恤民瘼”“離人民太遠”。

　　台灣民生之困，能“券”解嗎？台灣社會質疑、批判之聲不絕於耳，但目前看來，當局已鐵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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