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澳门馆

　　台北书展，港澳文化闪现亮点。

　　香港导演关锦鹏现身，讲述拍摄张爱玲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感受，绝对是最受欢迎的讲座之一，不少听众上一场就开始占位，全心等待关锦鹏现身。

　　在电影中将美表现出华丽、婉转、凄清、明净等多个细腻层次的电影导演，亮相时如路人一般朴素，平头眼镜，家常衣裤，言语皆为叙述、没有煽情——关锦鹏终于来了。他说，自己中学时代就是“张迷”，对于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的描写“很懂”。上世纪80年代，他是许鞍华导演拍摄《倾城之恋》的副导演，当男女主角周润发、缪骞人在象征意味的“这堵墙”下表演时，他在现场“眼泪一直流”。也许，这就是关锦鹏所说的“很懂”吧。对于迷恋过的小说，哪怕时过境迁不再迷恋，但已经有些东西留下了，成为精神的一部分，让你会比别人“懂”一些。

　　华人导演特别偏爱张爱玲，许鞍华、关锦鹏、李安，都将张爱玲的故事搬上了银幕，这也许是不少新一代“张迷”的起点。关锦鹏说，他拍《红玫瑰与白玫瑰》，直接把张爱玲原文用字幕和旁白的方式表现出来，非如此不能表现男主角“左手打右手”的心里挣扎，“张爱玲描写佟振保的心理时，总是后一句否定前一句，他外表绅士、内里很多欲望。”关锦鹏说，一直有人批评他“照搬”张爱玲，但他当时是想好了那样做的，现在回到那个时候，“还会那样做。”

　　现场有读者提出希望关锦鹏重拍《胭脂扣》和《倾城之恋》，关锦鹏的反应截然相反：“太难了，没了张国荣和梅艳芳的《胭脂扣》是什么样子呢？”而对《倾城之恋》，他来了个想象力大翻转：“如果再拍，这个故事不一定发生在香港，也不一定是那个年代。”如此不“照搬”张爱玲，关锦鹏的这场讲座留下了悬念。

　　澳门作家太皮在书展上的讲座，刷新了人们对澳门的惯常印象。他说：“前不久台湾一位政治人物指责另一位政治人物去澳门，去别的地方都不说，为什么去澳门就有问题呢？因为去澳门有非赌即色的想象。”他还讲述了一段对话：“过去有香港人问澳门人，你们有电视机吗？这是一个看不起人的问题，澳门人答我们有，但看的是TVB（香港无限台），我们再自嘲一下。”太皮举这两个例子，说明人们对澳门的偏见和紧邻香港“中心”的“配角与边缘”。

　　虽然太皮承认“澳门的创作土壤并不丰润”，“但是，澳门有诗城之称，平均每平方公里有2.3个诗人。按照这个比例，内地的诗人就有英国全国人口那么多了。”太皮说。“70后”的太皮表示，小地方、大文学，最在地的，也可以是最世界的。澳门的故事还得澳门人来写，“就像我写不了台北，我连台北的垃圾袋多少钱都不知道，怎么写台北的故事呢？”太皮认为，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推动和澳门写作人的坚持，会带给澳门文学一个机会。他说：“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离文学很远的工作，我的写作朋友有的是退役警察，有的是保安，也有的在赌场工作，但我们都在写。”

　　现实没有这么“悲壮”。台北书展的澳门馆，长长一排《澳门文学丛书》，展示了澳门文学的光荣。听说出版者是澳门政府拨款的澳门基金会，一位台北文化工作者很是羡慕：“政府帮助作家出这么高质量的书，他们做得太好了。澳门作家的这些书应该多和台湾的图书馆、学校交流。”

　　如果你对他者充满偏见与轻视，那是因为你自己应该被轻视。太皮讲座开场点出的人们对澳门“配角与边缘”的印象，会随着人们对澳门的阅读而消解。记者请太皮推荐3位澳门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他推荐了李展鹏的《在世界边缘遇见澳门》、李宇樑的小说和林中英的散文。

　　台北国际书展设香港馆、澳门馆，各自呈现近千种出版品，展示香港、澳门文化的面貌与质量。而关锦鹏、太皮这样的讲座也有好几场，给人们留下了更直观更深刻的香港、澳门文化印象。

　　（本报台北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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