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台灣大學學生黃幸參與了一場熱血涌動的群眾運動，這成為他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時光荏苒，已93歲高齡的黃老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以親歷者身份追憶往事時說：“‘二·二八’事件中，我們反對的是專制統治和貪官污吏，那是發自內心對祖國的熱愛。‘台獨’勢力扭曲歷史，別有用心。反對‘台獨’是對‘二·二八’先賢最好的告慰。”

　　一間書齋、一架鋼琴，滿屋中文、英文和日文的書籍。在黃幸位於北京的寓所裡，記者見到了這位歷經時代滄桑的老人。盡管年過九旬，他依然腰板挺直，非常健談，而且思路清晰。

　　“談起我的一生，借用丘逢甲的一首詩：夜來忽憶兒時事，海沸天翻四十年。心緒如潮眠不得，曉星殘角五更天。如果將‘四十年’改為‘七十年’，把‘兒時事’改為‘離鄉時’，就更貼切了。”黃幸說。

　　1924年，黃幸出生於台灣台南。在日本殖民統治陰影下成長的他，從年少時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起，就一直心系祖國、心向祖國、認同祖國。

　　“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島內老百姓熱情歡迎當時的國民政府來台。台灣人曾經失去祖國，所以日本投降了，國民黨當局來接管，我們覺得是祖國的親人來了，我們終於可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了。”黃幸回憶說，“沒想到國民黨當局來台后表現很不好，貪官污吏橫行，物價飛漲，老百姓的日子十分難過。”

　　“大家對當時國民黨當局的不滿逐漸增多。在這樣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發了，沒人動員，沒人煽動，完全是自發的群眾反抗運動。”

　　1947年2月28日，台北煙草專賣局緝私警察毆打販賣私煙的女煙販激起民憤，進而引發全島民眾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運動。在黃幸的記憶裡，“當時整個台灣社會蘊藏著一種強烈的騷動氣息，路上行人匆匆、神色緊張”。

　　其時黃幸正就讀於台灣大學工學院機械系。懷著滿腔熱血，他決定要有所作為。他和同學聯系了台大醫學部的一個指揮部，計劃奪取當局的一個武器庫。由於人員協調、突降大雨等因素，行動后來取消了。

　　“如果那天行動，恐怕死難者不會少，據說軍警的機關槍都准備好了。”黃幸感慨地說，“當時隻憑著一股學生的熱情，想要做點什麼，完全沒有去考慮后果。”

　　“二·二八”事件中，當局大肆搜捕參與者，黃幸在台北士林一戶曹姓人家的閣樓上躲了十多天。“士林的老百姓對學生是真好，這位曹先生不僅讓我住在他家，還每天來給我送飯。”

　　“二·二八”事件改變了黃幸的人生軌跡。他對當局的希望徹底幻滅了：“我們聚會中常常談到，‘白色中國’不行，‘紅色中國’或許還有希望。”

　　1948年9月，黃幸的父親把他送到基隆港，目送他孤身登上前往上海的客輪。當時的他無法知曉，這竟是與父親的訣別。從此，他開始了與家鄉長達數十年的離別。

　　來到大陸后，黃幸展開了為新中國工作的人生新路。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曾被派往中國駐日使館工作，后來擔任過北京市台聯的駐會副會長……退休多年，老人仍以“不改初衷、與時俱進”勉勵自己，他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尤其在台灣問題、中日關系、中美關系等方面，孜孜不倦地做著許多翻譯和研究工作。

　　“回首人生，我可以坦然告訴在台灣的親友，我在‘二·二八’事件中及其后所做的抉擇是正確的，至今無怨無悔。”黃幸說，“我的人生遇上一個又一個的時代漩渦，能參與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進程中，我感到非常幸運。”

　　“‘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70個春秋，我們之所以還在紀念，是為了緬懷犧牲英烈，繼承台灣同胞愛國愛鄉的精神，揭露‘台獨’勢力掩蓋、歪曲、篡改‘二·二八’事件真相的險惡用心。”黃幸說。

　　長期以來，“台獨”分裂勢力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台獨’運動的發端”。對於這樣的謊言，黃幸非常氣憤。“‘二·二八’事件中，我們反對的是貪官污吏和蠻橫無理的軍警，反對的是專制獨裁統治，表達的是求生存、求民主、求自由的呼聲，體現的是發自內心的朴素的對祖國的熱愛。”他說。

　　“在我們心裡，沒有‘台獨’的思想。整個事件中，也沒有聽到一句‘台獨’的口號。在‘二·二八’事件的所有文件中，找不到有關‘台獨’的主張。”黃幸拉高了音量說，“我們現在紀念‘二·二八’事件，是要還原歷史真相，堅決反對‘台獨’，這是對‘二·二八’先賢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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