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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改20年的得與失(兩岸聚焦)

本報記者 吳亞明 任成琦
2015年05月14日09:18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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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秋季台灣各地孔廟都會舉行祭孔儀式。圖為學生們在儀式上表演八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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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舉辦的大學博覽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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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著名的補習班一條街——南陽街。
  本報記者 吳亞明攝

  台北街頭的補習班廣告。
  本報記者 吳亞明攝

  台灣的教育改革推動了近20年,但是結果卻是“四不一沒有”,也就是說,當局不負責,老師不支持,家長不放心,學生不快樂,外加學生畢業后沒有出路。不過,盡管爭議不斷、評價不一,但大家還是不願意重走老路——

  

  這個月的15、16兩日,對於全台灣的初中生來說,又是非常重要的兩天,因為一年一度的初中會考就在這兩天舉行。雖然涉及語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5個科目的會考成績隻佔大約30%的權重比例,但是會考成績還是會影響他們能夠上什麼樣的高中。因此,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圍繞填報志願、各種比序、錄取學校,又將有一番爭議,最后,行之有年的教育改革又將被當成輿論評議的“箭靶”。

  師生互動更緊密

  實踐“小班小校”精神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台灣社會開始發生劇烈而深刻的變化,民間要求教育改革的呼聲也隨之而起。1994年4月10號,台灣200多個民間團體、3萬多民眾走向街頭,表達教育改革的訴求。他們提出了四項目標: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就在這一年,台灣當局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簡稱教改會),著手推動教育改革。不過到了1996年,才正式確定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等5大方向,並將中小學教科書由“一綱一本”改為“一綱多本”。

  由此開始,台灣社會教育改革的大幕開啟。此后近20年中,台灣當局又推出了一系列教改措施,涉及法令、師資、課程、教學、教科書、財政等方面。雖然,台灣社會各界對於教改頗多微詞,但持平而論,教改至少功過參半。

  首先是小班小校已經落實。從2007年開始,台灣要求小學、初中每班學生人數不能超過35人。就拿人口數全台第二的台北市來說,2004年全市小學生總人數不到19萬人,全市共有151所公私立小學,平均每校43班,每個年級約7.2班,平均每班僅29人。教育局主任秘書陳順和認為,降低班級人數只是一種策略、過程與手段,並非教育目的。所以,在降低班級人數的同時,台北市十分注重發揮小班教學精神及功能。

  其次是廣設高中大學目標也已經達成。1994年,全台有177所高中,50多所大專院校,大學生人數有25萬多人。呼應教改要求,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廣設公立高中與大學,並放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升格改制的限制,如今全台有300多所高中,160多所大專院校,大學生人數為100多萬,可以說,要考不上大學也難。

  其三是高校去行政化。曾幾何時,台灣公立大學的校長也一直都採官派、委任制,隨著社會風氣逐漸開放,教育改革風起雲涌,台灣高校去行政化逐步推進,並已經成為常態。1993年,台修訂“大學法”,大學校長的自主遴選取得法理基礎。按照“大學法”的新規定,台灣各大學校長,由各校組成的遴選委員會產生。校長遴選委員會包括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其中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數的1/2。經過20多年的發展,台灣高校的校長遴選機制可以說已經趨於成熟穩定。

  其四是家長全面參與教育。1999年頒布的台灣《教育基本法》中,就明定家長有參與子女學校教育事務的權利。如今的台灣,所有的學校都有家長會,有學校甚至有家長會辦公室。家長全面參與學校教育,學校也借力使力,讓辦學更加開放多元。

  補習班如雨后春筍

  “一綱多本”惹的禍

  黃昏時分,台北的南陽街顯得格外的熱鬧,騎樓下、馬路邊,多是穿各學校制服、背各式書包的學生,他們來自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腳步匆匆,正趕往各個補習班。台灣教改20多年,台灣的補習班如雨后春筍,數字不斷刷新。有關統計顯示,截至2013年1月,台灣立案的補習班共有18956家,升學文理補習班則有10626家。其中,八成的招生對象為中、小學生。

  “補習班之所以有那麼多,主要原因在於所謂的‘一綱多本’。”台灣師范大學的黃老師這樣認為。黃老師說,以前台灣的教科書都是由“教育部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1996年以后,作為教改運動的一部分,台灣開放各出版商自行編寫教科書,並將選擇教科書的權力交給各中小學,“教育部”隻負責設定課程大綱,以及審查出版商出版的教科書內容。雖然各個版本的教科書隻有5%的差異,但是考題卻由教育部門統一負責。家長為了這5%的差異,隻好讓孩子同時看其它好幾個版本。

  一文理補習班主任張麗顏說,“一綱多本”,使得各出版商不僅會出自己版本的補充教材,連其他出版商的版本也不放過,可能單科單版就有5種補充教材,學生讀不完隻好上補習班,讓補習班先將所有版本消化成一整本講義,學生再直接吃“大補丸”。有一項統計顯示,台北市參加校外補習的小學生的比例是74%,初中生的補習率是63%。在補習的科目方面,最多的是數學,其次是英語,再就是自然。學生每周的補習時間長達9個小時。

  除了“一綱多本”反而加重學生負擔而遭人訾議,教改中最新推行的所謂免試入學,也衍生不少問題。就拿初中升高中來說,以往是全憑學科成績,如今是用會考成績、學生志願、就近入學、多元學習等方法來錄取學生,其中會考成績佔30%,平時成績佔30%,獎懲紀錄(德育)佔16分,均衡學習(體育、美育)佔15分,服務學習佔9分(群育)。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梁文杰表示,如此一來,可想而知,家長會幫孩子弄好體育、美育的成績,並送孩子去學繪畫、學樂器。家長甚至會頻頻找民意代表,千方百計影響德育和群育的成績。當孩子曠課或會被記過的時候,就會去向校長或訓導主任拜托。

  反思“快樂學習”

  走出教改困局

  雖然從一開始,台灣的教改就揭櫫“快樂學習”的理想,但是近20年的實踐表明,台灣的教育一直在“快樂學習”與“追求競爭力”之間擺蕩。台灣教改要如何走出困境,知識界認為,有三個途徑:一、快樂學習,不等於沒有挑戰,關鍵在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二、摒棄加法式教改,聚焦於核心。三、建立高質量教育智庫,進行長期規劃與質量監控。

  台大心理系教授連韻文認為,現在教育有兩派理論,一派認為小孩要有嚴格的教育,一派相信要快樂學習,我覺得他們都隻各對了一半。他說,真正的重點,不在於該不該考試,而在於激發孩子的內在學習動機。台師大的宋曜廷老師表示,就算沒有升學考試,不表示平常就不需要評量,但老師應該去發展高層次思考的評量方法,才能真正測試出學生多元能力,引導學生深層次思考。而這正是台灣的老師急需培養的能力。

  台灣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說,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教改人士沒有抓到重點,他們以為減輕學生負擔就可以使孩子們快樂學習。事實上,教改從來沒有減輕過學生的負擔,對於想進明星學校的同學來講,不論如何改,他都要拼命,所以他們也不見得會很快樂,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可是對於功課不好的小孩,教改對他沒有任何幫助,因為對他來講,這些功課都是他完全不能了解的,他上課一樣不快樂。

  對於“快樂學習”的爭議,島內輿論認為,過去台灣許多優秀人才會願意奮力苦讀,並到海外留學進一步鑽研,最終獲致卓越成就,但現在的年輕世代聞苦色變,隻要有沾點苦味的事情就不想靠近,去海外也選擇輕鬆無壓的游學方式,殊不知無論在職場生涯或產業競爭中,唯有吃苦受挫付出心血努力,才能讓自己成長並取得優勢。而一個地區競爭力的能源,就來自這些優秀人才的集體拼搏。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4日 20 版)

(責編:劉潔妍、常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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