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陽明山麓，外雙溪畔，“素書樓”見証一代國學大師錢穆的晚年生活點滴。錢先生寓此２２年，著書３０余冊，開課１７載，小樓客廳成為孕育一代學人的文化園地。

記者日前沿外雙溪，走進東吳大學校園，探訪錢穆故居。小院敞著兩扇朱門，上題“素書樓”，正是錢穆遺墨。門后曲徑通幽，拾級而上，楓樹夾道，修竹相迎，盡頭即是一座二層小樓。

“一園花樹，滿屋山川，無得無失，隻此自然。”這是錢穆對“素書樓”的描畫。據了解，庭院裡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是錢穆夫婦入住后，親手營建種植。經過多年經營，一片荒地化為鬆竹挺立、楓梅橫斜、鳥語花香的典雅園林。

１９６７年，錢穆偕夫人從香港遷居台北。為紀念母親生養之恩，錢先生以無錫故裡母親所居“素書堂”命名這處居所。１９６９年，他受邀擔任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開始在家中授課，每周講２小時。

在“素書樓”，記者見到錢穆晚年弟子、台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辛意雲先生。他身穿藏青色中式短褂，正在准備下午的論語課堂。

辛意雲２５歲師從錢穆，一直陪伴至先生去世。他清晰地記得當年上課的情形：客廳裡擠滿了人，最多時有四五十人，有的學生隻能站著聽講。課堂上，先生講論總是神採飛揚，抑揚頓挫，說到激動處還會拍桌子，加上他濃重的無錫口音，往往會讓初來者嚇一跳，誤以為先生脾氣火暴。聽下去，就發現先生言辭風趣，性情隨和，不隨意褒貶他人。聽久了，更為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如今，客廳裡桌椅、沙發、字畫基本保留了原貌。供桌上立有朱熹雕像，牆上挂著朱熹所書的“靜神養氣”“立修齊志”以及“讀聖賢書”碑刻拓片制作的對聯，可見錢穆對朱熹和宋學的推重。

沿樓梯而上，牆上挂著錢先生授課、訪學和日常生活的照片。一支煙斗、一件長衫，或靜坐或吹笛或讀寫，一位儒雅厚重的學者形象展露無遺。１９８６年，錢穆在這裡為弟子們上了“最后一課”，並留下最后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那天學生環坐聆聽的情形，如今也定格在牆上的照片裡。

錢穆１８９５年出生於江蘇無錫，１８歲因家境困難自高中輟學，在家鄉的小學和中學任教，同時自學不倦，成就大學問。“先生生於憂患，一生為‘中國會不會亡’這個大問題所驅使。”辛意雲說，先生一世都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找答案。

新文化運動中，與許多學者“向西看”不同，錢穆投身國故研究，主張對歷史要有“溫情與敬意”。“因為他認為隻有從歷史中才能看到未來。”辛意雲說，“在那個時代，先生以一系列扎實的研究著作，解決了當時學界的經學史學紛爭，為人們提供了認識中國歷史和典籍新的方向和可能。可以說，《國史大綱》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鼓舞了一代中國人的信心。”

在“素書樓”二層，書房裡矗立著錢穆的半身銅像。書桌上，擺著他晚年的重要著作《朱子新學案》手稿。直抵天花板的大書架，陳列著兩岸不同時期出版的錢穆著作，其中包括台灣聯經版的《錢賓四先生全集》，一共５４冊，如果疊成一摞，幾近兩米。

“素書樓”時期，錢穆的重要著作包括《朱子新學案》《雙溪獨語》《晚學盲言》等。“晚年的這些著作，融會貫通了先生的平生所學，就中國文化中的基本問題，比如生與死、身與心、天道與人文等，他作了系統梳理，提出了一套基本觀點。”辛意雲說，這是先生要理出“后來人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蹊徑”。

錢穆在“素書樓”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起床后在樓廊小坐片刻，便開始工作。清晨讀經典，夜間讀史書，中間讀雜書。他還擅昆曲，簫笛俱佳。在有明月的晚上，他有時會坐在二樓廊上，伴著溪水潺潺之聲，吹奏笛簫。

在“素書樓”居住了２２年后，因陳水扁等人的政治操弄，錢穆於１９９０年以９６歲高齡遷出，另覓居所，數月后溘然辭世。在遷出前夕，這位老人仍在思考和闡發“天人合一”觀，視之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

在關於“天人合一”的最后遺稿的結尾處，他寫道：“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辛意雲仍記得，最后的日子裡，先生念茲在茲的就是“天人合一”，偶有心得就會跟他分享，但說著說著就睡著了，醒來時已不記得身邊的人是誰，卻還能把原來的問題和思路接上，繼續闡發。錢穆的詩句“崖枯木落見天心”堪稱其一生寫照。

而今，除陳列先生遺跡之外，“素書樓”還保持了文教功能。一樓開設課堂，排列八桌，為小學生開經學班，為親子設書法課，為成人講習古琴。另有“素書樓講堂”，邀請各方賢達講解經書、史傳等。

記者造訪“素書樓”當日，遇上一個來自南京的旅行團，辛意雲為他們介紹錢穆、講解論語，團中有老人有小孩。領隊可淨說：“大家就是想來領略中國傳統文化之美。”（新華社記者章利新 陳鍵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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