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街頭到“議會”：台灣黑道的洗白之路

據壹讀雜志報道，在台灣，黑幫大佬參與政治早已不是新聞。甚至是最近幾年，台灣兩位黑幫泰斗級人物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上，都有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台中市市長胡志強等政界要員的名字。

台灣黑道為什麼有這麼強大的影響力，台灣究竟有多少黑社會組織？有多少黑幫成員？這是兩個難以准確回答的問題。1996年6月，台灣“警政署”首次公布各縣市黑社會幫派普查情況。依統計，台灣幫派組織計1000多個，其中有組織形態的126個，成員5800多人。但這只是警方“列管”的黑幫情況，實際的黑道人物遠不至此，至少達數萬人之多。也因此，雖然台灣“掃黑”行之有年，但黑道新聞卻層出不窮。

但是隨著歷史的變遷，在新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下，台灣黑道早已不是電影中演的終日打打殺殺，黑社會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通過各種途徑走上了“洗白”之路。而台灣黑道的“洗白”的方式也極為多元化，但是最終其目的都是希望用看似合法的生意與這個法制社會共生。

黑幫投身政治，從街頭走入“議會”

據壹讀雜志報道，“江南案”之后，台灣當局對竹聯幫進行了大清掃，抓捕其成員1000多名。但這次打擊同時也推動了黑社會勢力的重組與轉型。此后，台灣黑社會彼此串聯，不憚公開，並積極參與政治，希望能與合法社會共生。

黑道們為求自保，大力介入各級民代選舉。一張張選票夾帶著江湖上的腥風血雨飄進了政壇。一旦當選，不但可以獲得一張高度司法豁免權的護身符，還可謀取利益。

據華商報報道，台灣黑道與政治關系非常密切，這是它的一個顯著特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解嚴后國民黨放開各級選舉，黑社會勢力逐漸與政治結盟，黑金政治成為台灣民主的污點。通過賄選買票，幫派“漂白”滲入“立法院”及各級地方“議會”，在政壇影響力非常大，並在上世紀90年代達到高潮，出現“黑道治縣”與“黑道治台”的局面。

前竹聯幫大佬、現為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的張安樂也曾透露，台灣選舉買票是個公開的秘密，必須有幫派的參與，“例如，（幫派）大佬給地方裡長說，你給我拉1萬票，一票1000塊，我給你1000萬，一個大學教授也給裡長1000萬，讓拉1萬票，最終會如何？裡長可以給大學教授拉500票，教授難道還敢去告他？但是大佬就不行了，拿了人家的錢，敢不辦事？”

據東南網2011年報道，台灣“刑事警察局”曾發布的資料顯示，全台灣1?3的 “立委”出身黑道，858名縣市“議員”中，237人有刑事前科，平均每3個縣市“議員”就有一個是有“黑底”的。由此看來，台灣黑道介入政治的情況真是世界罕見。

台灣黑道在政壇取得有力的“護身符”后“做事名正言順”，常以 “繁榮地方”、“促進發展”等借口出面“協調”問題。他們比一般民意代表說話“更有力量”，因為大家都知道其背后有“黑影子”。不過據華商網報道，近年來，這一情況已有所改變，現在台灣“立法院”選舉改革，對參選者進行了前科限制，有黑道背景的候選人當選的難度大大增加。

高科技公司、媒體業、廢棄物回收 黑幫“洗白”方式多元化

黑幫“洗白”的方式除了進入政界外，大型黑社會組織出現了企業化、集團化的趨勢，紛紛以公司名義出現或作掩護，公司總部可能就是黑道的堂口，並介入諸多經濟領域，其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不再僅僅從事黃、賭、毒。今天台灣利潤最豐厚的黑道事業，就是與白道勾結，介入各類公共工程，通過“圍標”、“綁標”獲取巨額利潤。

據環球時報報道，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台灣黑社會開始與“國際先進經驗”接軌，改變管理和運作模式，向西方黑社會“企業化”方向發展。如“四海幫”就採取以“企業養兄弟”的模式，組織趨於企業化，幫主也不叫幫主了，而煞有介事地改稱為“主任委員”，還組成“中常會”負責最高決策。這些黑社會組織十分重視對成員的訓練，建立了嚴格的考核制度。為了更加便利地向商界、政界滲透，台灣黑社會組織還注重吸收“高學歷者”。

台灣的建筑公司也很多都有黑道背景，畢竟那是一個低投入、高利潤的行業，隻要能夠協調好各種關系，基本上都是“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另外，台灣智慧型幫派及黑色企業也開始興起介入高科技業奪取暴利，目前已有進軍高科技業及芯片廠的跡象。

除了建筑、高科技等正規生意外，據壹讀雜志報道，黑道大哥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知名度，控制“輿論”，甚至介入了傳媒業。竹聯幫曾經的重要領軍人物陳啟禮上世紀90年代時接手了台灣《華美日報》，又創辦了《華美報道》。其門徒吳敦創立了台灣長宏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倚天屠龍記》、《大灌籃》、《刺陵》都由其投資拍攝。陳啟禮的兒子陳楚河也在吳敦的栽培下進入演藝圈。

2000年前后，除了工程、討債公司、網吧、殯葬等傳統行業，台灣黑幫甚至介入到廢棄物回收這樣的新興行業當中去。

總之，台灣的黑道在世界上也是十分有名的，台灣黑道不僅滲入政界商界，“漂白”成“灰道”，操縱合法行業，並且流向世界各地，成為一種奇特的“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