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穩居台灣高校排行榜榜首。圖為台大的象征——紀念傅斯年校長的傅鐘和椰子樹，有“聞聲惕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意。 　　陳曉星攝

　　“台灣適齡青年在高校的就學率達七成，全球領先。”初聽這樣的表述，記者也“合理”想象為這是教育的進步。且慢！再看校園發生的真實一幕：學生因成績品行皆不合格被老師“勸退”，結果，被叫去訓話的不是學生而是老師，因為少一個學生就意味著少10萬元（新台幣，下同）的學費。老師敢“勸退”學生？太不懂事了！哄都來不及呢！

　　荒唐事皆有現實因。20年來台灣出生率下行，大學開辦數卻上揚，一上一下間大學招生難。“少子化沖擊高教”喊了好多年了，但2016年真碰到“大限”：少了5.5萬生源，意味著二三十所小型大學“空校”﹔台灣教育主管部門一直喊公立“並校”、私立“退場”，2016年也見了“真章”，1月4日，以醫科為主的公立陽明大學大禮堂，校長親自上陣向全校師生說明與新竹“交通大學”並校……

　　並校不易 關門更難

　　大家都愛錦上添花不喜節衣縮食，並校一定會引起風波。1月4日，陽明大學的學生手持“緩議合校備忘錄”、“嚴正拒絕黑箱”等標語抗議“並校”。他們向記者表達的不滿很具體：“一個校園在台北，一個校園在新竹，怎麼上課？”“怎麼並我們什麼都不了解，當初我報考的是陽明，不是並校。”陽明大學校長梁賡義溫和表示會以投票方式了解學生想法，並由校務會討論並校事宜。

　　但是，台教育主管部門已畫出紅線，公立學校新生注冊率不足八成即依比例縮減預算。因此，梁校長說：“大家都在努力往前走，陽明不能只是原地踏步。”校方說服學生的理由是，陽明的醫科結合交大的信息、光電、電機等科系，學生可適應遠程醫療、生物科技的發展，對將來就業有幫助。其后，記者從陽明大學獲知，並校方案未獲通過。

　　目前，台灣公立高校已完成並校的有：嘉義技術學院和師范學院合並為嘉義大學、東華大學和花蓮教育大學合並為東華大學、台中技術學院和台中護專合並為台中科技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和體育學院合並為台北市立大學……

　　公校並校不易，而私校關門更難，雖然主管部門已出台私校倒閉的具體條款，但所有接受記者採訪的私校都表示“招生情況良好，沒有停辦之虞”。真好假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文憑貶值 高教失色

　　對於私校來說，沒有學生就沒有學費收入，而且會失去主管部門的補助款，因此，學生從受教者變成了“金主”，隻要注冊和交學費，學校就不敢得罪。不僅招生門檻一低再低，甚至出現中、英、數三科考17分上大學的例子。老師平時授課也看學生臉色，考試給分更不敢“嚴格”。這樣的高等教育等同於賣文憑，大學文憑也隨之貶值。高雄一位私立大學的教授告訴記者：“一班40個學生，畢業后能勝任所學專業工作的，有六七個我就高興了。有的學生上我的第一堂課就問好不好過，這樣的學生就不去管他了。但有心向學的我還是用心教的，要對得起良心。”據台灣媒體報道，連台大這種頂尖大學的校長都曾抱怨：“不提專業，畢業生基本的文字、口語表達能力都太差！”

　　這樣的校園環境還會引發另一個惡果——優秀教師出走。私立的往公立走，公立的往香港、澳門和新加坡走。一位接受採訪的大學生家長說：“我們年輕的時候，高等教育可以改變命運和讓不同階層流動起來，現在一些貧困家庭的孩子，貸款念大學，學不到東西，畢業后背著幾十萬元的債務找不到好工作，無法改善自己及家庭的生活。真是可憐！”

　　不少私立高校的教師肩負“找學生”的重任，特別是到部落裡找學生來注冊，會拿到更多的補助款。最常見的是到技、職校拉人來“專升本”。師道至此，又何止是學生可憐？

　　並非記者的觀察太悲觀，台灣教育部門公布去年秋季新生入學情況，全台158所高校、3000個科系中，有3所學校、4個科系零入學，67個科系新生注冊率低於招生名額三成。別說私校，台灣大學有4個博士班都沒招到學生。而今年在出現生源大斷層的情況下，招生情況隻能更惡化。對此，教育主管官員吳思華一再說，到2021年前，台灣的高校一定要砍掉1/3，如果不由156所減到100所，“將會是高等教育大災難”，因為那時生源會再少7萬人。

　　政策失當 后人遭殃

　　現在，台灣還在爭論是否要普遍減少招生名額“共體時艱”，是否給了公立排名靠前的大學太多預算，是否忽略了對小型學校的補助等等，但少有對源頭政策的反省之聲。新生兒每年都有具體到個位數的數字，就算沒念過書都算得出10年20年后合適的高校規模。1997年台灣新生兒32萬人，1998年就減少到27萬人，2000年隻有16萬人，但2000年卻有60所職、技學校升格為大學！這種失當的政策給當下的高校帶來“災難”，無論並校還是倒閉，都會付出新的社會成本與代價。吳思華表示，未來5年台灣的公立大學要並掉8所，並校預算每年要15億元。

　　失當政策產生的背景是政策買票和好大喜功的心理。兩蔣時代，台灣的高校招生非常嚴格，錄取率隻佔應屆畢業生的三成左右。一位大學副校長說：“這在當時是合理的。一個社會當然需要牛頓，但也需要瓦特，瓦特是多數，他們在職、技學校中學習一技之長。如果讓所有學生都去大學當牛頓，結果瓦特變‘笨牛’。”但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上大學為榮，大學擴招是家長、學生、學校皆大歡喜之事。出於討好選民和營造政績的算計，之后的領導人不負責任地放手高校大發展。1997年，李登輝實行“增加高中和大學擴招”政策，陳水扁時代又加碼“一縣一大學”，以允許技、職學校升格而換取選票，同時刺激整個社會的虛榮心和優越感，預刷“黃金時代”的紅利，不管這樣的高等教育是否符合台灣的長久利益。

　　當漏洞顯現，在選票的壓力下，人人還是假裝皇帝穿著新衣。直到家長、學生甚至學校也成為受害者，人才、高薪、教育產業的美夢碎了一地，管理部門才“回應民意”收拾殘局。只是，多少社會資源付之流水？又誤了多少人家的子弟？

　　教育是百年大計，也會是百年傷害，教育政策至為關鍵。眼前的台灣高校“大限”，值得深思。

　　（本報台北1月10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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