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阳明山麓，外双溪畔，“素书楼”见证一代国学大师钱穆的晚年生活点滴。钱先生寓此２２年，著书３０余册，开课１７载，小楼客厅成为孕育一代学人的文化园地。

记者日前沿外双溪，走进东吴大学校园，探访钱穆故居。小院敞着两扇朱门，上题“素书楼”，正是钱穆遗墨。门后曲径通幽，拾级而上，枫树夹道，修竹相迎，尽头即是一座二层小楼。

“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这是钱穆对“素书楼”的描画。据了解，庭院里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钱穆夫妇入住后，亲手营建种植。经过多年经营，一片荒地化为松竹挺立、枫梅横斜、鸟语花香的典雅园林。

１９６７年，钱穆偕夫人从香港迁居台北。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钱先生以无锡故里母亲所居“素书堂”命名这处居所。１９６９年，他受邀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开始在家中授课，每周讲２小时。

在“素书楼”，记者见到钱穆晚年弟子、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辛意云先生。他身穿藏青色中式短褂，正在准备下午的论语课堂。

辛意云２５岁师从钱穆，一直陪伴至先生去世。他清晰地记得当年上课的情形：客厅里挤满了人，最多时有四五十人，有的学生只能站着听讲。课堂上，先生讲论总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说到激动处还会拍桌子，加上他浓重的无锡口音，往往会让初来者吓一跳，误以为先生脾气火暴。听下去，就发现先生言辞风趣，性情随和，不随意褒贬他人。听久了，更为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如今，客厅里桌椅、沙发、字画基本保留了原貌。供桌上立有朱熹雕像，墙上挂着朱熹所书的“静神养气”“立修齐志”以及“读圣贤书”碑刻拓片制作的对联，可见钱穆对朱熹和宋学的推重。

沿楼梯而上，墙上挂着钱先生授课、访学和日常生活的照片。一支烟斗、一件长衫，或静坐或吹笛或读写，一位儒雅厚重的学者形象展露无遗。１９８６年，钱穆在这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那天学生环坐聆听的情形，如今也定格在墙上的照片里。

钱穆１８９５年出生于江苏无锡，１８岁因家境困难自高中辍学，在家乡的小学和中学任教，同时自学不倦，成就大学问。“先生生于忧患，一生为‘中国会不会亡’这个大问题所驱使。”辛意云说，先生一世都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答案。

新文化运动中，与许多学者“向西看”不同，钱穆投身国故研究，主张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因为他认为只有从历史中才能看到未来。”辛意云说，“在那个时代，先生以一系列扎实的研究著作，解决了当时学界的经学史学纷争，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历史和典籍新的方向和可能。可以说，《国史大纲》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鼓舞了一代中国人的信心。”

在“素书楼”二层，书房里矗立着钱穆的半身铜像。书桌上，摆着他晚年的重要著作《朱子新学案》手稿。直抵天花板的大书架，陈列着两岸不同时期出版的钱穆著作，其中包括台湾联经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一共５４册，如果叠成一摞，几近两米。

“素书楼”时期，钱穆的重要著作包括《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晚学盲言》等。“晚年的这些著作，融会贯通了先生的平生所学，就中国文化中的基本问题，比如生与死、身与心、天道与人文等，他作了系统梳理，提出了一套基本观点。”辛意云说，这是先生要理出“后来人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蹊径”。

钱穆在“素书楼”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起床后在楼廊小坐片刻，便开始工作。清晨读经典，夜间读史书，中间读杂书。他还擅昆曲，箫笛俱佳。在有明月的晚上，他有时会坐在二楼廊上，伴着溪水潺潺之声，吹奏笛箫。

在“素书楼”居住了２２年后，因陈水扁等人的政治操弄，钱穆于１９９０年以９６岁高龄迁出，另觅居所，数月后溘然辞世。在迁出前夕，这位老人仍在思考和阐发“天人合一”观，视之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在关于“天人合一”的最后遗稿的结尾处，他写道：“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辛意云仍记得，最后的日子里，先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天人合一”，偶有心得就会跟他分享，但说着说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已不记得身边的人是谁，却还能把原来的问题和思路接上，继续阐发。钱穆的诗句“崖枯木落见天心”堪称其一生写照。

而今，除陈列先生遗迹之外，“素书楼”还保持了文教功能。一楼开设课堂，排列八桌，为小学生开经学班，为亲子设书法课，为成人讲习古琴。另有“素书楼讲堂”，邀请各方贤达讲解经书、史传等。

记者造访“素书楼”当日，遇上一个来自南京的旅行团，辛意云为他们介绍钱穆、讲解论语，团中有老人有小孩。领队可净说：“大家就是想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新华社记者章利新 陈键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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