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協會首任副秘書長劉剛奇憶汪辜會談

　　20年前的4月27日，汪辜會談在全世界聚焦下於新加坡登場。當事人之一、海峽兩岸關系協會首任副秘書長劉剛奇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指出，這一官方授權、民間出面的商談模式為兩岸獨創，體現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

　　20年前的4月27日，汪辜會談在全世界聚焦下於新加坡登場。當事人之一、海峽兩岸關系協會首任副秘書長劉剛奇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指出，這一官方授權、民間出面的商談模式為兩岸獨創，體現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

　　中新社北京4月24日電 題：海協會首任副秘書長劉剛奇憶汪辜會談

　　作者 劉舒凌 石龍洪

　　20年前的4月27日，汪辜會談在全世界聚焦下於新加坡登場，成為兩岸對峙40多年后首次受權民間團體高層間的商談。當事人之一、海峽兩岸關系協會首任副秘書長劉剛奇指出，這一官方授權、民間出面的商談模式為兩岸獨創，體現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

　　自澳門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職務上退休已6年，劉剛奇近日在北京的住所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這位身高達190公分的清瘦長者，言談間仍讓人感受到當年那位海協會緊急聯絡人的干練、嚴謹。

　　劉剛奇開門見山指出，兩岸政治對立、軍事對峙、經濟封鎖40多年后，第一次汪辜會談之所以能成行，要將其放在兩岸發展的歷史背景下才能有明晰脈絡。

　　他說，海基會、海協會是應運而生的。在中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下，在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台灣當局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不得不採取措施為兩岸關系“鬆綁”，兩岸往來突然熱絡起來產生人身安全、經濟糾紛以及法律方面難以解決的問題，雙方都亟需建立一個管道、由相關組織機構來有序加以解決，使兩岸交流過程中的權益得到保障。

　　此外，兩岸商談“官對官”、“黨對黨”路徑在當時都不可行，唯一剩下“民間對民間”的形式﹔當時台灣方面堅持一個中國﹔1992年10月兩會更在香港商談中就“如何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進行討論，形成后來通常所說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海協、海基兩會人士都有發展兩岸關系的願望。

　　劉剛奇告訴記者，其實上述種種促成因素，用汪道涵在會談前接受港澳媒體聯合採訪時講的一句話就可涵蓋，即“為了中華民族包括二千萬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兩岸同胞應更具前瞻性地面對未來，把握住國際發展的趨勢所賦予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機遇，以寬闊的胸懷向前看，加強合作，攜手努力，共同振興中華”。

　　在劉剛奇的回憶中，兩岸關系這歷史性的一步，因汪辜二老溫文儒雅、舉重若輕的特質，於緊張節奏下更不乏智慧和中華文化的光彩。

　　當時陪同汪道涵從北京啟程，劉剛奇就注意到，雖身經百戰，汪老卻是一個可以親近的人，總笑呵呵的。在飛機上聊天，話題也是逛書店﹔汪老說他喜歡看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書。

　　作為上桌談判的親歷者，劉剛奇記得特別清楚，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時許，汪老和辜老在新加坡海皇大廈四樓會議室歷史性地伸出手，緊握在一起。周圍是海內外200多名記者，為滿足記者要求，二老來來回回握手四次，“汪老還特別風趣地講，我們是做義務演員啦。聽到這一句，大家都樂了”。

　　會談期間還安排一次茶敘，汪辜二老談京劇，兩位夫人談教育。作為戲迷的辜振甫先生透露，他會談返台后要登台扮演孔明唱《借東風》。

　　而汪辜會談過程之所以順利展開並簽署4項協議，劉剛奇指出，會談前，海協會提出應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實事求是、求同存異”的精神展開商談，這一主張得到海基會正面回應，並在會談中充分體現。

　　劉剛奇還為記者講述了兩會圍繞汪辜會談誰坐主位、誰坐次位所發生的一場交涉。他說，正式商談應該有主次之分。台灣方面怕被“矮化”，要求坐主位，他們以背靠門的位置為主位，大陸方面以對門的位置為主位，所以正好。后來台灣方面知道了大陸方面的情況，又說不行﹔是大陸方面建議，上午台方坐在背對門的位置，陸方坐正對門的位置，下午再調換過來，台灣方面才同意了。

　　對於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近日指出“檢視辜汪會談的諸多重要細節，更看得出來大陸一直在許多地方善意地配合台灣的需要”。劉剛奇說，當時大陸方面的確充分地照顧了台方需要，商談過程中，沒有中央和地方、大與小之分，“這是我們的基本精神”。

　　1995年以后，兩會商談陷入僵局，1998年恢復的接觸與協商又因李登輝蓄意拋出“兩國論”再次中斷﹔而辜、汪二老也於2005年相繼辭世，令關心兩岸者常感遺憾。

　　但當2008年台灣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時，兩會商談模式煥發其應有的活力，迅速重啟的兩會八次會談已達成18項協議和諸多共識，還有更多造福兩岸同胞的協商內容正列入議程中。

　　劉剛奇認為，汪辜會談20年后，兩會模式已成為兩岸間溝通商談的固定套路、模式。相信今后還會按照這路子走下去，逐步增加互信，消除分歧﹔乃至，終有一日要由事務性商談逐步轉向政治性商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