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之間還有多遙遠？（專家訪談）

黃清賢 　　張潔攝

　　8月18日至19日在沈陽舉行的第22屆兩岸關系學術研討會上，來自海峽兩岸、港澳及海外的學者們雖然時有交鋒，但也經常出語幽默。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劉紅說：“兩岸關系曾經的許多‘深水區’已變為‘淺水區’，在現在的‘淺水區’面前，又有了新的‘深水區’，如兩岸政治協商與簽署和平協議……”

　　不斷面臨“深水區”，兩岸之間還有多遠？ 

　　民進黨執政時期曾任“陸委會副主委”、現任台灣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主任的邱太三說：“兩岸關系過去是在游泳池裡，后來到了海邊，現在又要潛水，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條件與能力……”

　　進入“深水區”的條件，兩岸有不同的解讀，但有一點是交叉的，即台灣方面強調“民意”，大陸繼續秉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那麼，台灣人民到底是怎麼想的？兩岸在認同方面，從官方到民間的現狀如何？前景在哪裡？記者專訪了出席研討會的台灣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黃清賢。

　　在台灣，有“台（台灣大學）清（台灣清華大學）交（台灣交通大學）成（成功大學）”的大學排序，因為成大位於台南，也有“北台大南成大”的說法。成功大學近年成立兩岸統合研究中心，黃清賢說：“志在兩岸的了解與交流。”

　　不能簡單

　　刻板看南部

　　記者：您在研討會上引用了不少民調數字，但台灣的民調很多，數字相差很大，如何看這些數據？

　　黃清賢：這要看問題設置是否客觀，數據是客觀的，但如果設計問題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意念、意識形態放入問題，答者就可能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被引導，落入窠臼。比如問題是：“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問題本身就將“中國人”和“台灣人”排斥定位，答者隻能二選一，如果加入“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選項，相信會得出不同的數據，由數據又導出不同的結論。

　　記者：那如何通過民調了解台灣的民意？

　　黃清賢：了解民意，民調只是一個方式，建議還是要真正和台灣民眾接觸，多思考，得出結論。我在台南市工作，很多大陸朋友說南部是“綠營”，而且“綠營”就“仇中”，這是一種刻板簡單的看法。要了解為什麼南部就“綠”，就要想想國民黨長期以來對南部是不是比較忽略？在人才培養、資源注入方面做得都不夠。如果說南部“仇中”，那近幾年南部的縣市長們紛紛到大陸參訪、尋求合作，連縣市長都到大陸了，普通民眾有什麼仇呢？民進黨籍的市長到大陸，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是因為這些縣市長們看到與大陸交流、合作會帶來利益，情況不同了，情勢會變化。當然，他們不會馬上放下意識形態，因為仍然要靠此凝聚一群人，凝聚支持者。

　　過半數台灣人

　　認同是中國人

　　記者：就您的觀察，您認為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有多高？

　　黃清賢：還是那句話，數據最客觀，我用數據說話。台灣競爭力論壇在今年的2月、4月、6月進行的民調顯示，受訪的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比例分別是90．4%、89．3%、84．8%，平均八成八以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分別是61．1%、57．5%、54．1%，平均近五成八。

　　我要說明的是，這組數據是在沒有把“台灣人”和“中國人”排斥開來得出的，比如問題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關系”時，選項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台灣人但不否認是中國人”。

　　因此，我認為兩岸的認同有其樂觀方面。台灣人對“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概念與定位有認同基礎。

　　大陸推動兩岸

　　認同較積極

　　記者：民意是可以塑造的，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是否會受到當局政策的影響？

　　黃清賢：從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圖來看，台灣民眾認同“中國人”和“台灣人”的比例在李登輝執政時期發生反轉，認同“中國人”的開始低於“台灣人”，這與李登輝1993年開始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等政治活動有關，而1994年的《台海兩岸關系說明書》更是將兩岸主權合一的“一個中國”，逐漸異化成歷史、地理、文化、血緣的“一個中國”。接下來1995年台海危機、1996年“大選”凝聚對抗大陸的投票意向到1999年的“兩國論”，都是這種異化后的產物。

　　2000年陳水扁執政后，又激進地走入“一邊一國”、“終統”、“正名”、《正常國家決議文》。雖然2008年后兩岸積極互動，已簽署了19項協議，可是隻能在“九二共識”擱置“主權”爭議的權宜下展開協商，“一個中國”能否回到兩岸主權統一的內涵，答案很難肯定。

　　記者：那兩岸官方對此就無能為力了嗎？

　　黃清賢：大陸呈現出增進兩岸認同的積極取向，相對而言，台灣執政黨較為消極。因此，兩岸關系要邁上新台階，要走向政治對話，台灣民眾的支持、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是關鍵之一。

　　利益增加不

　　等於認同提升

　　記者：現在大陸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伙伴，“兩岸攜手賺世界的錢”這句話曾經贏得熱烈掌聲，但為何經濟熱沒有破解“經熱政冷”呢？

　　黃清賢：如果經濟利益能轉化為認同提升，那麼美國、日本都曾經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伙伴，但台灣人沒有認同自己是“美國人”或“日本人”啊。

　　的確，2008年開放大陸游客后，僅團體游客就給台灣帶來了2000多億元新台幣的收入。台灣出口到大陸的ECFA早收計劃全部產品從2013年起已降為零關稅。但是為什麼台灣人對大陸的認同沒有明顯增加呢？

　　我認為一是這些數字不代表普通台灣人都利益均沾﹔二是利益增加不代表能轉化成認同提升。

　　認同有本質性認同，即先天給定的，通過共有的象征符號、集體記憶、語言、文字、習俗、神話等形成，從文化認同發展出政治認同，形成了意識形態、政治、宗教等。也有后天形成的建構性認同，即從政治認同動員出文化認同。

　　兩岸有本質性認同的優勢，縱使經歷日據時代和1949年后的兩岸分離，雙方仍因同文同種存在相當程度的本質性認同。但在建構性認同方面，台灣在1990年后強調的民主與本土的政治認同一次次在選舉動員中被深化，這種認同的深化令“本質性認同”被異化，甚至出現“反認同”的現象。

　　建構兩岸共同

　　經驗與命運

　　記者：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歷史的、政治的都有，部分台灣民眾對大陸還有誤解或者說不信任，兩岸之間還有認同的距離，既然厚植經濟利益也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那麼，您認為，下一步兩岸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

　　黃清賢：兩岸若要深化認同，除了已經有的經濟合作、各界交流之外，必須建構起共同命運，即自己的生存、健康、幸福取決於整個群體的情況，這體現在共同利益上，也體現在遭受共同威脅上，比如兩岸現在可以從共同面臨全球經濟不景氣風險、東海與南海沖突等問題著手，走向共同參與國際事務、軍事止戈立信、簽署和平協議。當兩岸擁有了共同的奮斗目標，尤其是攜手解除威脅時，兩岸休戚與共的共同經驗和共同命運就建立起來，這才是凝聚認同的堅實基礎，這樣的兩岸關系將可締造兩岸人民的幸福未來。